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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尘写过两篇大为流传的文章,一篇文章分析了骑兵如何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提高战斗力。如何使得内地的骑兵军团专业化,成为真正的刀锋。另一篇文章,便是这篇。当然,匈奴部落归附后治理的盛况,当然要归功于耶索的治理。
南匈奴自内附之后,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优厚待遇,谓:伏念先父归教以来,蒙受荫庇,边塞安静,大兵拥护,积四十年,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岁时赏赐,动辄亿万,虽安枕无忧,但没有报效,深感惭魂。
战后匈奴总体归于和平。和平、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南匈奴社会生产的发展。同时,南匈奴人从入塞开始,不仅分布缘边诸那,而且与汉人错居,“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就是指东汉的南匈奴人而言。匈奴的“落”即户的意思,每落户以五口计算,当时入10居郡县的南匈奴人口就有二、三不人,为数当属不少。这些与汉人杂居的以及分布缘边诸郡的南匈奴人,朝夕与汉人共同生活,或经常与汉人交往接触,自然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因此经过了四十年左右,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及汉族文化的影响,他们的社会经济、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匈奴人的社会组织,原先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史记。匈奴列传》说:“士及龄壮丁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尽被编为骑兵”。他们平时游牧生产,战时上马出征,牧民就是骑兵,生产者与战斗员合而为一。可是南匈奴人入塞之后,在公元90年前后出现了“胜兵”制度。是时南部连年克敌获俘,收纳降附,部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这时如一部落在二十余万人口中,已分化出五万多常备兵,平均约五人中有一名常备兵。胜兵之外的壮丁及年老、体弱、妇孺等人,则专门从事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胜兵出现的原因约有三点。是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受权朝兵制的影响。其中以第一点为主要。因为五人中有一胜兵,就意味着除了供养原来的统治阶级外,还可能以五人的剩余劳动多供养一人。这是匈奴社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反映。其次,因为农业劳动与畜牧业劳动不同,它需要比较固定的人手和掌握一定的耕作技术,才能妥善经营和提高产量,因而抽出一部分人当兵,另外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牧作或农作或半农半牧,这对于促进社会生产是有利的。这种骑兵与农牧民分工,是匈奴人的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分离的开始,是南匈奴社会制度向前进步的一种现象,它是匈奴社会生产发展的结果,但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生产的向前迈进。
由于匈奴归附汉朝,不少部落内附,原来分布在西河、上郡、朔方等地的匈奴人更为南下,大多数深入集中到并州中部的汾水流域一带。这对于他们后求之由畜牧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落尘还通过他所委派的耶索等,对于匈奴人,实行了下列的有力措施:第一,把匈奴的上层人物吸收到地方政府中担任官职,使他们与部众完全脱离关系。第二,把匈奴的牧民壮丁征调,编为“义从胡”和“勇力吏兵”,分发到各地驻防或打仗,他们的家属则迁移至邺城居住。第三,对其余一般匈奴平民,则鼓励他们参加农业生产。经过这些措施,南匈奴不论上层、下层,都全被曹操有效控制。史载从此“单于恭顺,名王稽颡匈奴诸部王俯首行礼,部曲所属队伍服事供职,同于编户一般平民,边境肃清,百姓布野,勤劝农桑,令行禁止令之则行,禁之则止”。原先“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匈奴人在并州境界之内飞扬跋扈”的局面扭转了。
落尘亲自参与了耶索赴匈奴诸部的就职,当时徐达已经发现了仲平和他仅剩的一些正规军,正在作最后的决战。但是落尘却认为耶索上任要比徐达作战的事情重要的多。于是没有去前线指挥,而是直接陪着耶索上任。
十几万多的匈奴战俘,耶索带着他们,慢慢行走在漫长的草原上。落尘身边只有百名近卫,更无一个将军。霍去病已经被打发到徐达那里了,而燕青还滞留在长安城。落尘一个人单独行153动。漫长的草原上,俘虏们走着漫长的行军路线。在前面远远向后忘,一直到天边,还有黑点蚂蚁似的士兵在徒步行走。也有骑马的,可能是他们在战俘营中表现较好。草原大战对马的损伤是巨大的,大概只有不到一半人分到了马。这些之前还凶神恶煞的匈奴士兵们,短短数月,竟然这么温顺。他们安静地跟在耶索后面,他们知道,耶索将军将送他们回家,并领导他们冲向建设残破的家园。
耶索每到一处,欢呼声响彻村庄,以至于完全盖过了落尘。耶索总是对落尘极为谦恭,不断对他的人民介绍道:“这位是落尘主公!”匈奴人怀着好奇和敬畏看着落尘,不敢说上前亲自,这就是传说中凶悍的汉人大皇帝。然而他和普通人一样,甚至比大多数人都清秀俊逸,更加显出一种英气逼人之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块头、三头六臂的恶魔。
不论如何,匈奴人欢呼着庆祝耶索的回归。每当落尘在村庄面前宣布:耶索为继任大单于时,欢呼声总是响彻云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