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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英国已凸现其现代形貌,世纪初期各以意识形态争执;至世纪之末,政教分离已成为公认的原则,国王与皇后也逐渐成为仪典上的首长;不久尚有首相及内阁的出现。英伦银行已于1694年成立,自此经济问题愈为重要,与军事外交同为议会内辩论之热门问题。一言以蔽之,英国已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她虽仍为王国已有民主体制之实质。
克伦威尔不可能预见此间种切。可是后人综合英国在17世纪之发展却无从避免提及首要人物克伦威尔,他被迫为独裁者不复为问题之关键。相反,他使以上各种发展成为可能。
所以我们在大历史的角度提及“成则为王”,乃是注重历史中的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必因之而改变,我们研究这种发展与今人的影响,首在注重其积极性格。黑格尔说,在这种场合中虽领导人物亦难洞悉全情。所以一方面固然因人成事,一方面也以事成人。
可是这种客观的看法,虽历史家不易维持,以个人爱憎判断乃人之常情。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年轻时著书称《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对主题人物攻击不遗余力。再二十年后又著书称《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对此历史人物之评价全部改观。他自己提及以前痛恨当代独裁者斯大林及墨索里尼等,所以被移情作用支配,影响到笔下题材。可是在我看来,作者阅见愈多,经历越广与其眼光变化之关系更深。
我所写蒋、毛、邓对中国之贡献,所采用历史学上实证主义(positivism)之成分与艾作后书的立场同(他说明克伦威尔系不由己意支配的独裁者)。我知道极少之人连我自己在内,可能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同样敬慕。但是敬慕与否不说(我的书刊内对他们的弱点即从未掩饰),如果我们不认清他们所处境的极端困难,抹煞他们死里图生的情形,不顾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与牺牲精神,不体会历史展开之层次与场面,只一味暴露他们的弱点(其实也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坏性格),则也甚可能同样误解我们今日的立足点。那样子被理想主义蒙蔽,成败不分,甚至追求一种渺茫而不可得的自由,只会失望,尚且可能危险。
所以我宁可得罪我的读者,不愿欺骗我的读者。
1998年8月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