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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我修习到心理学才知道兄弟姊妹间的相互排挤，称为sibling rivalry。父母子女间的爱恨参半，则为ambivalence。但是在我外祖父的世界之中，这一套全不存在。人非孝子即为逆子。幸亏我生已晚，我刚一岁外公即去世。听说他生前一度惩罚我大舅的办法，乃是用铜制旱烟管向头上敲，也不顾及儿子可能因脑伤而终身残废。我的母亲在这种环境气氛下长大，她之教养我们已较外公开明多矣，可是与现今各大学之儿童心理学又尚有一段长远之距离。
这种家中琐屑之事，也仍与我们所读现代史有关。原来这时候，不论上下，我们都已生活在历史的大转变之中。鲁迅与周作人兄弟间小时的嫌隙，就在数十年后仍出现于两人文字之中。在30年代我们年轻人对蒋介石有高度的崇拜，他每发表文告，常用对他母亲的孝思为题，和我们企望着他能借着文告表示英雄色彩的想法大相径庭。直到不久之前，我阅及《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其实这也是毛思诚代写的一本自传——方领略到他的孝思，并非自然的对母爱的一种表露。而是浪子回头，追怀母教，在伦理上的一种自矢。蒋母崇奉民间式的佛教，极端的迷信，极端的保守。她对蒋介石也不时“夏楚”——打手心，尚且在他十四岁不到的期间，指定他和毛福梅成婚。以常情而论，她不可能对蒋之辍私塾，进新式学校，又弃文就武，入保定军官学校，被保定开除，再入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振武毕业见习之后又不继续任士官，而参加革命的这一段推怀置信地赞同。（如果她曾一度支持，难道文告中竟无一字提及？）况且以后蒋又赌博嫖妓做股票生意，“懵懵懂懂不知如何做人”（都系蒋忏悔之辞），更不能为蒋母所喜。至此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们母子相处，爱憎相伴的概况，与日后追悔的线索了。
毛泽东对他父亲的憎爱更为尖刻。替他作传的人不断地指出：毛从小就反抗父亲。十几岁的时候就支持父亲的佃农，拒绝为父亲的田亩工作，将替父亲收回的借债散放与穷人。这种在家里就反抗权威的幼年经验可能已经奠定了他日后领导农民革命的基础。可是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湘潭韶山故居，仍向他父母坟墓前三鞠躬，将一把松柏枝贡献在土垄上之后，又再三鞠躬。同行的人立在毛后，也随着三鞠躬。可见得毛一生做革命领导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传统“慎终追远”的观念。
我和母亲间的恩怨当然没有如这些领导人的显见突出。可是这样说吧，我从小受教就缺乏一种母子之爱，出诸天性，如小孩放学时，情不自禁地奔向妈妈，双手围在妈妈脖子上亲热的经验。大概初省人事，就沾上了一个子女应当孝敬父母的观念。直到小学六年级，才有机会读到谢冰心的著作。这位女作家所叙母爱，显然的为外来文化的产物，我们只能羡慕。
即是刚一暴露于这种新时代的文艺读物，也至为短暂。小学六年级，我们读过《爱的教育》，也读过叶绍钧的《寒晓的琴歌》和朱自清的《背影》。可是一上中学，教程又全部放弃这种“卖浆者言”，而是一意复古，以“巧言令色，鲜矣仁”为依归了。
我父亲四十岁生我，母亲也二十八岁，到我十岁左右的时候，爹爹已五十岁，但是他做过革命党，当过将级军官，也有四出旅行的经验。妈妈近四十岁，裹过脚，只会讲乡下话。和人家年轻的妈妈相较只有使我觉得自惭形秽。
家里穷也是一种令人感到羞辱的根源，现在想来这种状况实不可免。我们乡居的时候，每年收租三百石，俨为当地大地主之一。自迁居长沙之后，凡房租电费佣工街上人力车费都为以前所无，我们的衣服食物学费医药也较前倍增。柴米菜蔬以前采摘自田间，现在都要出钱购买，饮水出自城南的白沙井，称为“沙水”，洗涤用水则汲自湘江称为“河水”。每天有小孩兜售，唱呼“要沙水不？”“要河水不？”这种消耗都为额外加添。居城一年，我家即感家用不敷。爹爹自脱离国民党后，只能在各县政府做白头胥吏，自己住在任所，另有开销，薪水沾家仍不足。也不时失业，于是变卖田产。从此我家稻米收入每年只百余石，为以前的一半。长沙的“机器碾米”每石九至十元。长沙东乡的稻米则每石只卖得二元。每年秋收妈妈坐独轮车往乡下粜谷，付税之外所得二百余元，只足供家用之一小部分。卖田的一千五百余元，存入一家米厂，凭存折支取。我上中学的六年期间即每两三月必往连本带息地支用，因此储蓄浸淫日减。到抗战前一年我上南开大学时，这本存折的底数已低至最后的一百元。
我上中学的时候上衣必穿制服，黑色粗布，上有领章。但是裤子没有限制。时尚的为蓝色哔叽制，可以烫出笔直的褶痕。男孩子头发沾油，皮鞋擦亮，穿着这样哔叽的裤子，最为女孩欣赏。我为着自己的时髦，逼着妈妈从她悭吝的口袋里五元十元地掏出来，供我作赶上时尚的花费。她稍一推拒我就蹬脚叫嚷。这时候我从没有想到母亲面对着入不敷出的家计，丈夫也快六十岁，又丝毫无增辟财源的可能，心中的焦虑与恐慌了。
这样的穷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在我父母亲那一代的过程中，中国内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已被冲破。自沿海商埠至内地口岸，一套新兴的产品从煤油、电影、新式文具到罐头食品及现代医药如潮的输入，而内地仍只有最基本的农产，而仍只有拖泥带水的生产方式。去城市愈远，谷价也愈不能调整。我的外公生前也是当地大地主之一。他去世后，外婆继续勤俭治家，但是越是积攒，家中人口愈多而越穷。她住宅的楼上有一个竹箩筐，里面存积着一串绵延不断的铜钱，我们称之为“明钱”或“穿眼钱”。内中多“咸丰通宝”或“光绪通宝”，但是内中也间常夹杂着历代铜钱，如光亮的“嘉靖通宝”。穿钱的绳子愈接愈长。终至从筐底而辗转至满筐。这是她半生治家的积蓄，自袁世凯大头银元流通之后等于全部作废，只供我们零星取去作为玩具。（要是这筐铜钱留至今日再运往国外可能又值价了，内中也必有稀见的货币。）外婆在世最后数年间只有大豆下饭，我妈妈想着就流泪。大舅最后一次来访，妈妈给他的乃是父亲戴过的一顶旧毡帽。我至今还记得他戴着那顶旧毡帽，至街头即将转弯向我们回顾一刹那的关头面上尴尬的表情。我们也可以想见到母亲心头的滋味。
我并不是全无心肠，完全不曾感受母爱。只是天性的母子之情，总被这些环境上的因素笼罩着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