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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
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
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
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
三
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