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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实现的原因，在于他用对了一个人——陈永华。
陈永华，即金庸武侠小说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原型。和武侠小说比，历史上的他没有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有另一样远超越小说人物的智慧——安民。在郑氏集团振兴台湾经济的全过程里，他是总设计师。他是福建龙海人，前明官员陈鼎之子，清军破福建，陈鼎自尽殉国，15岁的他凭机智逃生，至厦门投奔郑成功，从此得到重用。早在郑成功东征台湾前，身为行军参军的他就为郑成功进献“安台十策”，包括兴商、屯田、立法等后来的各类措施尽在其中。而后他一直留守厦门辅佐郑经，郑成功过世后，黄昭拥立郑袭叛乱，又是他果断行动，在厦门火速逮捕黄昭等人的亲信，稳定局面，助郑经东征平叛成功。在郑经正式坐镇台湾后，他先出任监军御史，后任“总制使”，实为台湾的“大管家”。他主持屯田大计，亲赴台湾南北各地视察，并派专员向各地屯军教习农业耕作技巧。性格上他铁面无私，在台湾经济初兴，兼并之风初起的时候，他厉行严政，重手整治郑家宗室以及功臣苏将的不法行为，遏制了郑经继位初期的“兼并风”。对普通百姓则宽仁有加，重“德化”，凡是涉及到平民百姓的要案，都亲自核查，力求从宽，减少株连。甚至连黄昭叛乱这类的大案，也敢为株连问题与郑经力争，终赦免了数百无辜百姓。在台18年间，亲手平反的冤狱重案就有27起。他的“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好，对台湾各族酋长礼敬有加，不但多有丰赐，饥荒年多有赈济，广泛推行新耕作技术，还力邀其中的“干才”入仕为官。里里外外一肩挑，可谓是呕心沥血，郑成功对其的评语“卧龙再生”，观其一生实为恰当。
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甚至影响到今日的台湾——兴儒办学。早在公元1662年台湾初平时，随郑经留守福建的陈永华就写信给郑成功，力陈在台湾兴儒办学的重要性。后来随郑经赴台后，再次把兴办儒学提上日程。彼时台湾，之前荷兰殖民者大行“去中国化”，在岛内传荷兰文，兴基督教，陈永华到后改变了这一切，永历九年（公元1665年）起开始“建圣庙，立学校”。首府设“国子监”，为最高学府，地方设“府学”、“州学”、“县学”，并规定“送子入乡塾者，免徭役”，可谓是台湾特色的“义务教育”。科举制度也随即建起，分州试、府试、院试，院试得中者入国子监学习3年后参加“中试”，中试得中者则“补六官内都事”，一套完整的儒家教育体系由此创建。而“兴儒”的另一举措就是招纳人才，中国大陆，乃至东南亚各地的诸位前明学者纷纷来投，至郑经统治中叶，已达上千人。这些人都由陈永华主持安置，贤者安排职位，或讲学或为官，即使一时未及安排的，也由政府发放俸禄“恩养”。苦心经营下，原本“化外蛮夷丛生”的台湾岛，成为“衣冠文明之地”。此后数百年里，时事变迁，未变的是台湾岛国学兴盛，英杰辈出，毕竟金戈铁马只能喧嚣一时，文化才能永久。
当年郑成功命陈永华辅佐郑经时，曾对郑经说：陈永华是天下奇才，我留他辅佐你，你应以老师之礼待之。而观陈永华一生，郑经确实做到了。
几十年同风雨共患难，这对君臣感情之深厚，不亚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对明君贤臣的组合。陈永华兴办儒学，推广屯田，发展商业，条条政策，哪怕得罪权贵重臣，郑经也倾力支持，言听计从。陈永华执法严格，不徇私情，常有宗亲宿将在郑经面前哭诉，大进谗言，反被郑经劝道：你等要遵纪守法，否则犯到陈永华手里，我也救不了你。永历十四年，视察基隆屯田的陈永华感染风寒，卧病在床，郑经闻讯后大惊，率太医急赴基隆，亲自喂水端药，调理数日。郑经还将自己的长子，内定的继承人郑克臧托付于陈永华，期待儿子能在陈永华的调教下，成为一代英杰。《鹿鼎记》里的武侠故事属虚构，而小说中的陈近南一句“王爷以国士待我”，确为实情。
推心置腹的结果，是兴屯垦，整纲纪，促商旅，开商路，郑经治下的台湾，这个为海峡对岸大儒们所鄙薄的“海匪政权”，成为一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封建礼教里是“乱伦逆子”的他，确为一个不负先父重托的守成者。
六
但这个丰衣足食，商旅繁荣，法令完备，文化昌盛，生机勃勃的世界，终于还是毁灭了，为什么？
说到台湾郑氏小朝廷的覆灭，大多的原因均归结为郑经死后，台湾郑氏集团内部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政治腐败，少主当国，冯锡范等小人祸乱朝政的问题。而纵观其灭亡，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