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君士坦丁和教权统治 (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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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短短的一生中渴望建造这样一座都城，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的骄傲自大。毕竟，罗马并不是一天建成的。但罗慕路斯当时并不具备君士坦丁这样丰富的资源。皇帝是整个世俗世界的主宰，而且他决心将天堂与人间融为一体，打造绝无仅有的杰作。工匠和材料从帝国的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城市仿佛一夜之间就拔地而起。斜坡被青草覆盖，上面盖起了浴室，耸立着廊柱，四处坐落着学院和广场，甚至还有壮阔的宫殿和巨大的竞技场。元老院内希望与权力中心保持紧密联系的成员们被东方的新城市所诱惑，这对他们而言是新的巨大机遇，他们内心充满了荣耀，迁到了新修建的精美豪华的元老院议事厅。不光是富裕阶级，君士坦丁堡作为一座全新的城市，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被数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和贵族政治所束缚，因此很容易就会引起大规模的人口流入。聚集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穷人都可以得到社会公共补助，这里有足够的免费粮食能够养活超过20万的居民。公共贮水设备能够提供足够的水源，众多的港口供应新鲜的鱼类，宽阔的大道四通八达，点缀着精巧美丽的雕塑，连通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这座城市蕴含的能量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虽然新罗马是一座年轻、繁荣的城市，它仍然具有古老的传统根基。著名的蛇形柱是为了纪念公元前479年希腊在特尔斐古城对波斯的胜利，一座来自卡纳克神庙的埃及方尖碑在此处的跑马场建立，广场上也竖立起了名人的塑像，从亚历山大大帝到罗慕路斯和雷穆斯。他们赋予了这座城市一种历史的庄严之感，根植于熟悉的历史传统之中，并且（像君士坦丁希望的那样）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荣耀。城市建成的速度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仅仅过了6年时间，已经大体落成。
皇帝已经为这座新城市的人民提供了物质上的恩惠，现在他认为人民也同样应该享有精神生活的富足。他派出官方队伍去视察人民如何娱乐庆祝，赞助赛马场中的战车比赛，并赐予观众衣物和钱财。8围观的大众在很多场合都能够受到款待，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加叫人吃惊不已。身材健美的体操运动者从野兽的身上一跃而过，或是从悬挂在高空的细绳上走过，让围观人群提心吊胆，被激怒的巨熊互相搏斗，还有披红挂绿的演员表演生动的哑剧或是演唱俚俗的歌曲。这一系列的活动使得元老院成员和高官们十分满意，他们挤满了大理石的座位，这里距离场地中的轨道最近，能够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平民大众打成一片，在市中心广场新建好的宽敞的公共浴室中，皇帝露面了。当然，最富有的阶层在他们的豪华寓所里拥有自己的私人浴场，其高档住宅不断在连接梅塞大道——新罗马的中心主干道——的几座凯旋门之间扩张。但即使是他们，也要为君士坦丁建造的绝对豪华精美的公共建筑赞叹不已。
帝国的新罗马城在330年5月11日正式宣告落成，虽然君士坦丁亲自将它命名为新罗马，但这座城市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依然是为纪念君士坦丁而定下的“君士坦丁堡”。9只有已知世界的主宰者才有能力举行这样丰富多彩、种类繁多的庆祝活动，并且这种活动随着异教和基督教的奇特融合达到了最高潮。身旁是众多牧师和占星师前呼后拥，刚刚宣称自己为基督教保卫者的君士坦丁来到了广场的正中心，在巨大的纪念柱之前停下脚步，这宏伟的建筑是为了赞颂他而竖立的。在高耸的柱石顶端是一座从阿波罗神庙运来的黄金雕像，而且仿造君士坦丁的外貌进行了重新塑造。周围围绕的是七道光线组成的光环（有流言称其中用到的材料有曾经拿来施加酷刑的钉子），这宏伟的建筑物雄赳赳地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未来。在纪念柱下，皇帝主持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将新落成的城市敬献给神明，祭献的过程中用到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异教和基督教的圣物。在由占星师占卜得出的时刻，这些圣物被放置在巨大的从埃及运来的斑岩鼓中，埋藏在纪念柱之下。这里有雅典娜神圣的披风、挪亚用来建造方舟的斧头，以及耶稣基督行著名神迹——用五个面饼、两条鱼喂饱五千名信众时用来盛放剩余食物的篮子，这些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的圣物被埋藏于此长达数个世纪。10自然，从心底而言，君士坦丁更加倾向于两面下注，更加稳妥。
在他余下的统治时间里，君士坦丁努力维持着政治和宗教上的和谐统一 。在他的有力控制之下，帝国重新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过，有些时候他的残酷无情几乎可以算得上是暴君统治了。因为忌惮自己广受欢迎的长子克里斯普斯，君士坦丁指控他意图引诱自己的继母福斯塔。克里斯普斯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君士坦丁便下令处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然后决定用酷刑处死福斯塔，把她扔在浴池里活活烫死。为了将帝国牢牢掌控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君士坦丁的手上已经沾染了太多的鲜血，他无法容忍任何敌人的存在，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
当涉及处理教会的问题时，君士坦丁杀伐决断的态度却消失不见了。他为自己的理论推测而烦恼，而且他唯一在意的只是基督教在自己的统治下保持统一，这就导致了一个坏习惯，也就是总选择站在多数人支持的那一边。
教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召开会议可以拟定教规，但却无法改变那些组成教会、参与会议的普通教众的内心想法，即使像尼西亚会议那样意义深远的会议，也无从解决这一问题。阿里乌及追随他的那些主教已经被打上了异端的烙印，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优秀演说家，在东罗马得到了非常热烈的支持，在那里不断有人选择归入他的教派。一位新的主教——达修，主流教派的胜利者——被派来引导阿里乌的埃及会众，但人们仍然继续选择跟从阿里乌的训示。如果君士坦丁早能够坚定地遵循尼西亚公会议的决定，事情就会简单得多了。有了上层的强硬领导，阿里乌派或许早早地就会销声匿迹，但君士坦丁决定既然公众支持阿里乌，那么他就转而站到阿里乌派一方，开始指责达修。当达修来到君士坦丁堡，为自己辩护时，皇帝为他的雄辩之才深深折服，结果又一次转变了想法，开始指责阿里乌。这一次，亚历山大城的人民不得不为之深深烦恼，怀疑这两个人究竟哪一位才应该是他们的主教。
事态变得每况愈下。阿里乌竭尽全力去忽视自己已经遭到罢免的现实，开始主持修建自己的教堂，令人尴尬的是，数量极其庞大的亚历山大人选择了支持他。君士坦丁采取的措施是对这些人征税，使他们屈服，因此宣布任何选择信奉阿里乌派的人必须上缴数额更高的税款。但这个措施显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不久以后朝廷中的阿里乌派成员就开始议论皇帝的摇摆不定及一次次地改变主意。事情发展的势头已经很明显，达修被免职，并遭到流放。由于君士坦丁的优柔寡断，情况现在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混乱，并且持续恶化，即使在阿里乌本人去世之后也没有得到什么好转。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