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留学生看民国北京的学术地位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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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国学门建议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窃惟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所以整理东方学以贡献于世界，实为中国人今日一种责无旁贷之任务。吾人对于从外国输入之新学，曰我固不如人，犹可说也；此等自己家业，不但无人整理之，研究之，并保存而亦不能，一听其流转散佚，不知顾惜，……以中国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国人竟不能发扬光大，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此非极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门同仁的心声，大家希望通过努力使中国人自家的学问“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
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汉学和日本东洋学的研究成果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代表的外国汉学家也纷纷造访中国并和中国学者进行交流，这一方面固然开拓了国内学者的视野，同时更刺痛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从1920年代开始，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的呼声此起彼伏。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先提出这一口号的当是陈垣，据他的学生郑天挺回忆，1921年陈垣在刚刚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一次集会上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陈寅恪则用诗句表达了他在这方面的焦虑和期盼，1929年5月他在《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这种认为汉学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忧虑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民国时期来北京的美国留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则使我们感觉这种忧虑多少有点杞人忧天。
从1920年代末开始，第一批美国汉学专业研究生陆续来到北京进修，主要有孙念礼（Nancy L.Swann）、富路特（L.C.Goodrich）、魏鲁男（James R.Ware）、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顾立雅（Herrlee G.Creel）、毕格（Cyrus H.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华（George E.Taylor）、韦慕庭（C.M.Wilbur）、费正清（John K.Fairbank）、芮沃寿（Arthur F.Wright）、饶大卫（David N.Rowe）等人。他们回国后分别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学府，成为美国战后中国研究的中流砥柱。
1920年代末，当这批年轻的美国学人来到北京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师南京，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北京也要土气得多。1931年结束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道：“留学结束前去南方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到处有高大的建筑刚刚建成，让人感到是刚刚得到安定的一个国家的首都。……与此相比，北京是非常寂寥，长时间作为国都，而今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因此当时报纸上有议论，要把北京作为‘文化城’而发展。北京急剧不景气的结果之一，就是1929年秋人力车夫闹事，在长安街上阻截汽车。”（《我的留学记》）尽管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经济不景气，但对于想要研究中国文化和学术的留学生们来说，北京却是首选。这里不仅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和学术中心。这里集中了北大、清华、师大、燕京、辅仁等多所高等学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曾一度在北海静心斋办公，更有一大批一流学者在这里工作，如陈垣、陈寅恪、胡适、金岳霖、冯友兰、顾颉刚、汤用彤、杨树达、钱穆、梁思成等。北京图书馆、各大学图书馆以及琉璃厂、隆福寺等处的各类旧书肆也提供了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学术资源。1930年代在燕大、北大等校教书的钱穆回忆说：“北京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至少自明清以来，游此书海者，已不知若干人。”（《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与钱穆同为江苏人的顾颉刚在说明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时说：“只因北京的学问空气较为浓厚，旧书和古物荟萃于此，要研究中国历史上的问题这确是最适宜的居住地；并且各方面的专家惟有在北京还能找到，要质疑请益也是方便。”（《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学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国年轻汉学家有艾锷风（Gustav Ecke）、福华德（Walter Fuchs）、谢礼士（Ernst Schierlitz）、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参与下，著名的汉学刊物《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于1935年在北京创办，并连续出版至1948年。
法国留学生在北京的活动则更为活跃，特别是随着1941年9月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建立，一批年轻的法国学者为躲避二战来到北京进修和从事研究，其中韩百诗（Louis Hambis）、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石泰安（Rolf A.Stein）、李嘉乐（Alexis Rygaloff）等回国后均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民国时期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就更多了，东单牌楼附近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村”。当时执教清华的杨树达曾在日记中（1929年7月6日）这样描述来访的仓石武四郎：“此君头脑明晰，又极好学，可畏也。”（《积微翁回忆录》）其他日本留学生的情况可以推想而知。
对于这批美国留学生来说，北京的时光是他们一生难忘的美好经历。他们可以在汉语还不熟练的情况下和中国学者用英语进行交流，并向他们请教。民国建立前后留学欧美的一批中国学人在1930年代已经成为学界的领袖，占据着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洪业曾给来燕京大学进修的饶大卫以悉心的指导；蒋廷黻曾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晚清档案给予费正清很大的提示；卜德则在冯友兰的指导下翻译了冯著《中国哲学史》，奠定了一生的学术基础。
毋庸讳言，巴黎、京都的学者有他们的优势，但并非样样领先。就二战前如日中天的法国汉学来说，其优势和局限都是很明显的。曾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在1923年总结说：“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味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与友论新诗书》）1931年吴宓访问欧洲时曾拜会伯希和，交谈后发现“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所以中国学者无须妄自菲薄。实际上，在当时北京的学者中，对于自己和本国学术有信心的不乏其人，钱穆就是其中之一。他谈到自己早年的两篇代表作时说：“余自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刊载《燕京学报》后，初去燕大，（顾）颉刚又来索稿，以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一文与之，续刊《燕京学报》。曾获欧洲某汉学家来函推崇，谓读余文，乃知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非异邦人所能为力也。”（《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国学术问题最终的发言权在中国人那里，也为一些日本学者所承认。小柳司气太、吉川幸次郎均表示过，无论自己的研究多么精深，都无法超过中国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