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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进的”中国人一样，指斥他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号召为矫饰，而实则是一个欺人盗世的伪君子？不。我因为自己曾上过军校，曾听过他的训话。军校毕业之后也有好几次切身在近距离冷眼观察他的机会，这与被他召见有责任关系的人士之观感不同。有了这样的经验，加以他当日面上的表情之记忆，才确切相信他的虔诚。比如说：他写着“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我确切相信他当日内心之反应如此。
然则这如何能与洪水泛滥于四省，淹没了四千村镇，使两百万人民耕作物荡然无存无家可归的决心与指令相并存在？在类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够只顾维持官僚主义逻辑之完整，指令枪毙某人，却又倡言抚恤阵亡将士之遗孤，而实际上军政部连这些遗孤的名单都不具备？
粗率答来，也可以说是“见牛未见羊”。更进一步追索过去，则是人类心理上本来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趋向。我在教书时，不时遇到美国学生发问：“为什么这样不能前后一致？”
我也曾反问他们。要是发问的学生名叫巴蒲的话，我即说：
“巴蒲，让我问问你：老实说来，你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你的态度与思潮变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还是始终如一，你的想法前后贯通，全无矛盾？”
巴蒲必是心览意会，面带微笑。他的问题也就在此中找到圆满的答复。
不久之前，我写过一篇军校生活之回忆的文章，就说及我们的军官学生已具有双重性格。比如说当校长来临时，他带着我们读“党员守则”和“军人读训”。我们当场确是一本正经，每字每句都读入肺腑，后来有些同学在战场上捐躯，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读训的当天晚上熄灯就寝之前，我们有了十五分钟的绝对自由，大家都以学习校长的浙江口音为笑谑。“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最为我们取乐之根据。可是至今事已逾半个世纪，回想起来虽如此，我们仍没有否定他的训诲。所以我们的区队长和区队副，明明听到我们的揶揄模仿，也不以为意。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和我们应该的举止行动当中已有距离。我们军校学生既如此，他蒋委员长企图运转乾坤，其身份上应做之事和他实际能做之事的中间也更有距离。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时欣赏花之颜色，不看花时此心与花同寂的双重态度去对付了。按其实凡革命领袖均不得不如此。
我们的矛盾，出自年轻人之稚气，即纵使无恶意，今日回顾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测，他蒋委员长心头有那样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无可承担内外之压力。我们既然知道他已出于环境之逼迫，无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写“上帝既能拯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此指西安事变），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更没有心肠责备他，而只能对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