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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化专制”，后世史家褒贬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间名臣杨廷和就曾赞叹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岂容时下妖言祸国”？万历时期工部尚书朱衡称赞朱元璋此举“正人心，明纲常，天下从此大安”。说“天下大安”的确不假，在明初内忧外患，“物质文明”极度落后的“烂摊子”下，朱元璋的“高度专制”，着实起到了“团结全国人民”的作用。洪武、永乐时代“府库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确与之大有关联，但“消极影响”同样流毒深远。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击道“因言论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更直言不讳，认为八股文“败坏人才”“禁锢思想”，近代学者康有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华之保守衰败，起于明初也”。而纵览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间，半个多世纪里，明王朝虽有《永乐大典》《皇明祖训》等“文化建设成果”，却未有一位石破天惊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领诗词潮流的，竟然是教条死板的“阁体诗”，足见“文化禁锢”之深。
这样的“死气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体思想”全面确立的永乐时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杀人”，为安抚“靖难之役”后举国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永乐皇帝朱棣采纳其言，并补充入“祖训”。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全面复兴，至明朝中叶，秉承理学思想却带有独立观点的思想家陆续出现，代表人物为薛瑄的“河东学派”和吴与弼的“崇仁学派”。先说薛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天顺朝时一度入阁为相。他曾在朱熹讲学的白鹿洞讲学，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话：“实理，皆在万事万物，圣人之言不过摹写其理耳。”即中国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影响深远，被称为“北儒”。与之呼应的正是“南儒”吴与弼和他的“崇仁学派”。吴与弼，字子傅，江西临川人，核心思想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虽承袭自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却否定掉了其中的“灭”字。明英宗天顺时代，这“南北两大儒”皆退职还乡，开坛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诸多英杰都出自其门下，而吴与弼的门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帜”——陈献章。
三
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陈献章出生于广东新会北都峰山下会村，相传其出生时“啼声嘹亮，日夜不绝，却闻诵读之声，即止啼静听，诸乡邻大奇之”。虽是传言，但陈献章少时就博闻强记，3岁即能识字，5岁便能熟背《论语》，可称是当地“神童”。7岁那年，陈献章随祖父举家迁往广东江门白沙乡，故后人尊他为“白沙先生”,他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江门学派”。
身为“神童”，陈献章少年成名，史载他“年少敏警”，读书“一览成诵”。19岁那年，陈白沙参加广东乡试，一举考取第九名。21岁那年，陈献章赴京参加会试，却只考取了“副进士”，只得入国子监继续深造。比起命运相似的丘浚等人，陈献章的运气“背”得很，此后两次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阅卷”之时，主考萧滋（即丘浚的恩公）认定陈献章行文“不遵圣人之教，虽才思敏捷，却必为离经叛道之徒”，大笔一挥将其“扫地出门”。3年后再考，副考陈循对陈献章赏识不已，“赞其才思缜密，欲显之”。但主考江渊恼陈献章“行文狂妄”，再次将其“淘汰”。两度受挫下，陈献章决定离开国子监，遍访天下名师，以“悟通圣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陈献章南下临川，被“南儒”吴与弼收入门下，成为“崇仁学派”的嫡传弟子。这吴与弼在当时可称“奇人”，少年时，他也是江西神童，6岁入学，7岁即“精于对句”，16岁“诗赋之名远传”，天生的“状元苗子”。19岁那年偶读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渊录》，大为神往，从此立志以研习传播理学思想为己任，竟“弃应试之学”，此后精心研读理学经典，整整两年足不出户。21岁后归乡办学，从此“四方来学者，诲教不断”，开创“崇仁学派”。虽然“名满天下”，但“教书匠”的日子确实清苦，中年以后，吴与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顿，自述“贫病交攻”“旧债未去，新债又来”，穷日子里，吴与弼半耕半读，更常在农活时与诸学生研读学问，夜晚读书灯油用尽，竟“烧薪为充，诵读甚好”，如此“乐观主义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学生胡九韶就曾感叹“唯先生遇患难仍能学习进益”。晚年的陈献章也回忆说：“每遇艰难困苦，遂忆先生之安贫乐道，弥足刻骨铭心。”
对陈献章，吴与弼一开始就大为赏识，陈献章初入门下时，吴与弼即向众门徒赞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学之栋梁，唯公甫（陈献章）必可自成一家。”虽如此，但陈献章的“学习成绩”却惨淡。吴与弼治学严苛，要求学生“必先从事小学，以立根基，然后进乎大学”，即学习讲究“循序渐进”。陈献章素来“行文狂妄”，时常因“妄论”而遭呵斥。不过吴与弼“贫而乐”的生活方式，以及“静心省察”的学习方法，皆让陈献章受益匪浅。吴与弼对陈献章最重要的影响，恰如陈献章后来写给同门师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说：“初从吾师，本欲寻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终以传道求解为己任。”此后的陈献章，“金榜题名”不再是人生目标，“做学问”成为终身追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名满天下的吴与弼经权臣石亨推荐，得明英宗朱祁镇征召，被任命为“左春坊左谕德”，无心仕途的吴与弼虽“应招”，此后却屡次上表“辞职”，终在几个月后“退休”回家。25年后，已是“大儒”的陈献章，也重复了恩师相同的人生选择。
天顺元年，在入学“崇仁学派”仅1年后，陈献章即拜别恩师，回到家乡广东江门继续研读学问。关于这段短暂的学习生涯，吴与弼临道别时寄语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独行，唯修身养性，方能成大业”。多年后的陈献章，在《答赵提学佥宪》一文中也承认，投身吴门的短短1年里，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师道”，直到归乡后“静坐久之，反复体味，方见此心之体”。当代海外学者黎东方更评价道：投身吴与弼门下的短短1年时光，却是陈献章一生治学之路的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