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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4年以前《丛报》各期的体例基本固定，主要由以下几个栏目组成：（1）书评（Review），是对西方有关中国的新旧出版物的学术评论；（2）上述出版物的内容节选，通常以游记和日记为主；（3）杂记（Miscellanies），篇幅较短而带有知识性的各类文章以及读者来信；（4）宗教消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关于各地传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报道；（5）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各地有关教育、文艺和出版等的近况；（6）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rences），相当于新闻报道，一般篇幅短小，仅有个别的比较详尽，信息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清政府官方的《京报》。“《京报》所载，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以竹纸或毛太纸印之，多者十余页，少者五六页；以黄色纸为面；长达六寸，宽约三寸。”（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在翻译《京报》方面马礼逊的贡献最多。1834年5月以后《丛报》不再按内容划分，而是以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来标注文章，但书评、文艺通告、时事报道、宗教消息等基本栏目都予以保留，没有什么变化，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宗教消息逐渐减少，而书评和其他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内容不断增多。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所以《丛报》虽然是传教士所办，投稿者也主要是传教士，但宗教内容并不是主要的，重点是对中国国情的报道和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开放，《丛报》的作者队伍逐渐扩大，传教士之外，外交官、商人、旅行家、军事将领等也纷纷给《丛报》投稿，美国学者白瑞华（R.S.Britton）指出，20年来《丛报》的“作者名单完全就是当时在华的英美中国研究者的名单”。（《近代中国报刊史》）
《丛报》第1、2卷每期各印刷400册，第3卷增加到800册，第4卷后增加到1000册。这是一个不小的数量，因为当时西方著名的刊物如《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和《西敏寺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印刷量也只不过在3000册左右。《丛报》采取销售和赠送相结合的发行方式，读者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的西方人士。以1834年为例，《丛报》在中国的发行量是200册，美国160册，英国40册。但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因为《丛报》的赠送对象包括上述两家著名杂志在内的多家西方杂志，它们常常转载和引用《丛报》上的内容，使许多没有看到《丛报》的人也同样能够了解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情况。
《丛报》的停刊，无论对于创办者、编辑者还是作者们来说都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停刊的原因有多个，最重要的是经济困难，《丛报》的资金一方面来自于销售所得，另外则来自于商人的资助，特别是奥立芬的大力资助，1851年奥立芬在回美国途中去世，使裨治文和卫三畏失去了坚强的经济后盾，成为《丛报》停刊的直接原因。《丛报》在前10年还可以依靠销售收入自给自足，但从1844年开始便逐年亏损，每年约300—400美元，最后一年（1851）只有300个订户，实在难以为继。裨治文的离去也使卫三畏越来越感到独木难支，1851年底，卫三畏决定停刊，给这份重要的刊物划上了句号。
在《丛报》创办之前，欧洲已经出版有多种亚洲研究刊物，如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通讯》（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巴黎的《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但正如它们的标题所显示的，它们是以“亚洲”作为研究对象，中国只是其内容的一部分。前文提到的《印支搜闻》虽然给中国以不小的篇幅，但南亚、东南亚的情况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丛报》是西方第一份主要以中国为报道、研究对象的刊物，它的出版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对于当下中国的清史研究者来说尤有极重要的文献价值。
原载《博览群书》201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