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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八大类中编者共介绍了近300种参考书目。每一种书目都是先介绍作者、主要版本，然后对内容和价值进行简要评述。如综合性书目类中的《书目答问补正》条是这样的：
《书目答问补正》，5卷。张之洞在缪荃孙的协助下编写，张的序言写于1875年（清光绪元年）。范希曾又对之进行了修订、增补。南京国学图书馆1931年（民国二十年）活字版，2册。这份精心编选的书目收录了晚清时期依然存在的2266种重要书籍。一代鸿儒张之洞于1870年代编写了这本书，目的是方便初学者查找文献。该书原名《书目答问》，多次印刷。1920年代目录学家范希曾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增补，他的增补在现在的版本中用“补”字标示。前4卷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顺序编排，每一种书给出卷数、作者名字、朝代以及编者和修订者所知道的所有不同版本，不少条目还有关于该书内容和价值的简要说明。第5卷开列了一些丛书目录，使本书成为中国第一本将丛书单列的书目。另外本书还附有编者认为对初学者而言最为重要的书籍目录，以及清朝著述诸家名录。这些著述家被分为14类，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名字第一次出现时编者也给出了他们的字号和籍贯。本书无疑是《四库全书总目》之后最为重要和最广泛使用的书目。对于某个领域的专门研究者来说，本书目可能不够完备，但对于想全面了解中国典籍的人说，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书目是通向学术研究的起点，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中国研究来说，则更显得重要。因为中国历史长，文献多，目录学自刘向、刘歆父子以来早已成为专门的学问。所以该书出版后立刻得到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欢迎。美国汉学家施赖奥克（John K.Shryock）在书评（载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37年第3期）中写道：“在这本书之前，这个领域唯一的英文书是伟烈亚力编写的《中国文献提要》（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这两本书内容不尽相似，难以详细比较。但我们完全可以说，最近出版的这一本更有价值。……这本书涵盖的范围很广，对于不知道如何着手寻找资料的学人来说，本书是最好的门径。”
英国传教士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写的《中国文献提要》于1867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基本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为底本，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共收入近2000种中文书籍的提要。从目的上看，《中国文献提要》也和《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一样，都是为西方学者提供基本的文献参考，但由于两者的重点不同，一个是全面介绍中文基本文献，而另外一个则是介绍中文参考书目，所以应该说各有其价值，很难说谁更有价值。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于1936年出版后，《中国文献提要》仍在1939、1967、1969年被多次重印。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献提要》中也列有一些书目，集中在史部第14类目录（Catalogues）一节中，在这一节中伟烈亚力简要介绍了以下重要目录：《直斋书录解题》、《文渊阁书目》、《千顷堂书目》、《世善堂藏书目录》、《国史经籍志》、《汲古阁校刻书目》、《勿庵历算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汇刻书目合编》、《禁书目录》、《集古录》、《金石录》。同这些书目在《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中的介绍相比，伟烈亚力的文字显得过于简略。以《直斋书录解题》为例，《中国文献提要》中的介绍是这样的：“《直斋书录解题》，22卷，宋陈振孙编，此乃他个人藏书的分类目录，有注解。”而《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中的介绍则要详细得多：“《直斋书录解题》，22卷，陈振孙编，据载陈振孙于1234—1236年（宋端平时）曾在浙江任职。主要版本：江苏书局1883年（清光绪九年）版，6册；三种“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版本：（1）1868年（清同治七年）福建重刻版，第564—575册；（2）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重刻版，第49—56册；（3）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福建重刻版，第397—408册。这是编者对自己所藏书籍的编目。他是13世纪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全部书籍按照四部分类，又细分为53小类，其中经部370种，史部838种，子部830种，集部1032种，共计3070种。解题文字与《郡斋读书志》一样，简明清晰而切中肯綮。原书已佚，现书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来，经四库馆臣的编订，并偶有增补，增补文字用小字印刷。书前有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与《郡斋读书志》是最著名的，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宋代书目。《文献通考》中的《经籍考》部分就基本以两书为依据。这两部书目非常有用，因为它们不仅提供了现在已佚书籍的信息，而且对现存旧籍的真伪也提供了判断的参照。”
《中国参考书目解题》的两位编者邓嗣禹（1906—1988）、毕乃德（1906—2001）后来都成为知名学者。毕乃德一直是康乃尔大学东亚系的领军人物，曾当选1965—1966年度美国亚洲学会主席。邓嗣禹移居美国后长期执教于印第安纳大学，是该校中国史研究的台柱。编写《中国参考书目解题》时两人还很年轻，邓嗣禹1935年燕京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讲师，毕乃德193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在燕大做为期两年的博士后研究。《解题》出版的1936年，两人刚好三十而立。
对于两个刚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编写《中国参考书目解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这个课题涉及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要想全面把握绝非易事。好在两人周围有众多师长友人可以请教，在致谢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活跃在当时北京学术界的中美学人：博晨光（L.C.Porter）、洪业、卜德（Derk Bodde）、聂崇岐、顾廷龙、谭其骧、朱士嘉、裘开明、毕格（Cyrus H.Peake）、富路特（L.C.Goodrich）、岳良木、张尔田、邓之诚、恒慕义（A.W.Hummel）、Charles S.Gardner、王力、周一良。从这个名单我们或许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参考书目解题》不仅是中美两个学者合作的成果，也是中美两国学术界合作的产物。
原载2013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