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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寿在四处打探和购买的同时，为这批书籍编写了一份详细的目录，1941年以《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为题在北京刊印，大大便利了后人的查阅和研究。
胡适上任后，根据义理寿的目录对藏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在葛思德10万册藏书中，胡适认为有版本价值的约4万册，具体说来可以分成10组：（1）宋版书700册；（2）元版书1700册；（3）明版书24500册；（4）稿本3000册（其中抄写于1602年以前的2150册）；（5）雍正六年（1728）铜活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5020册；（6）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412册；（7）武英殿本二十四史754册；（8）翻刻宋元明本2000册；（9）蒙文《甘珠尔》109册；（10）中医中药书2000册。为了让这些珍贵的文献为更多人所了解，1952年胡适特别策划了一次书展，展期持续两个月（2月20日—4月20日），受到了美国各界广泛的好评，成为他两年任期的最大亮点。
胡适出任馆长是在1950年，但他和葛思德图书馆的渊源却可以追溯到1943年。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从1943起，他开始投入精力考证《水经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学经典著作，由于屡经传抄翻刻，错简讹夺十分严重，因此历代研究者甚多。到了清代，著名学者赵一清、戴震等对以前各种版本做了精心的校勘和研究。但是晚清以来，以魏源、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戴震的《水经注》研究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有抄袭赵一清的重大嫌疑，由此形成一桩著名的公案。胡适出于学术兴趣和个人情感（戴震为胡适安徽同乡），决心重审此案。由于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完成时间（1754）和刊刻时间（1786）相差30多年，胡适认为有必要首先将这两个本子进行对勘，刊本很快就找到了，但稿本却一筹莫展，194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胡适得知葛思德图书馆藏有赵著稿本的一个完整的抄本，真是喜出望外。在考证此案时，胡适发现，戴震整理的《水经注》有两个刊本，一个是由乾隆皇帝题诗的武英殿聚珍本（1775），一个是没有皇帝题诗的自刻本（1776）。为什么在殿本出版的几乎同时要推出自己的刻本呢？胡适认为乾隆的题诗值得研究，但要确定这首诗确切的写作时间，就必须查询按照年代编排的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但在美国，无论是哈佛、哥伦比亚，还是国会图书馆都没有收藏这位皇帝诗人的作品，无奈之下胡适再次求助于葛思德图书馆，结果发现那里不仅有，而且还有两套。
对于收藏家来说，版本当然是最要紧的，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内容无疑更为重要。葛思德图书馆作为一个“收藏家的图书馆”（collector's library）显然当之无愧，而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research library）它也完全合格。
从1943年到1946年6月回国，胡适在3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和葛思德图书馆打交道，每次都有意外的收获，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这或许是他日后愿意出任馆长的一大动因。有些学者认为胡适任馆长的两年是他一生最黯淡、最委屈的时期。此说固然有它的根据，但我倒并不这么看，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一个善于利用孤本秘籍做学问的学者，坐拥10万册书城应该是令人愉快的。胡适这个时期写的两篇英文文章中，也完全没有丝毫的怨气和消沉。
原载2012年10月10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