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 (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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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无法迁怒于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难能迁怒于她。我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年近七十，可是看来只五十岁左右。她身体娇小，个性刚强，K-2有她年轻时照片一张，光彩夺目，当日必为令人徘徊眷恋的名姝。她于卢沟桥事变前数月（李公说1936年，她说1937年）在剑桥与李公邂逅。他那时候已和Dorothy Moyle结婚十二年。可是从此鲁桂珍即终身未嫁，为李公书伴。我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她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他们爱情升华的表现并不为过。
原来第一位李夫人Dorothy也获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做研究生时结识，都主修生物化学。他的专长为胚胎学，她的专长为筋肉收缩，彼此都为皇家学院（Royal Society）院士。我初去剑桥时，她已七十六岁，仍在凯思书院宴会时招待来宾，也还在著书。李公称他自己所著书，只有李夫人一字一句全部读过，不幸她最后患老年痴呆症（Alzheimers Disease）, 1987年我和格尔再去剑桥时她已不能认识李公。有一晚桂珍邀我们在她的套房内喝咖啡，半小时后李公亦来。此时李夫人Dorothy已雇有特别护士照顾。我们谈完已近深夜，李公仍坚持开车送我们，送后他再返李夫人处陪伴她一小时，看来每日如此，此情真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他不能与桂珍早成眷属，也不能算无遗憾。1977年李公与桂珍来美，我和格尔邀他们来我家小住一夜，李公见着杰佛逊，时年十岁，他悄悄和桂珍说起：“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孩子，不知是何滋味？”而她立即向我们说，并说约瑟态度实为带感伤性。第二天早上我们闲谈学界人物，也涉及离婚再婚情事。李公又说：“每一个人都在转换（伙伴）〔everybody switches〕。”桂珍立即申斥他说什么每个人都转换，他们就没有。这样看来，她和他数十年相处，崇拜敬慕之如家长，管制之如幼弟，能经常和他接近，又使他的徘徊眷慕始终无邪。他们间之心头怅惘，到时即说，说后意消，这也是她使李公一生事业从一个专长“转换”到另一专长，而夫妇仍能全始终之所在，而李夫人之宽达亦堪钦佩。
李公传记资料已见诸中外刊物数十种，即《纽约客》及《斯密宗宁》（Smithsonian）亦有记载。自Dorothy不能旅行之后，鲁桂珍又为李约瑟之旅伴（以前他们三人偕游），已有人暗中猜测，他日有人为李公作传势必提及，我无意播送闲议，只以耳闻目见，他两人又不忌讳，方濡笔据实书之。
又直到1989年Dorothy去世近两年后他们方成婚，去他们初次相逢已超过半个世纪。而《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成书，堆叠起来，也已超过数尺而近丈矣。1990年国际中国科技学会集会于剑桥之李敦研究所，我们被邀参加，这时我无论文可诵读，也无听讲之动机，只是随着兴致前往，此为生平第六次，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去剑桥。
至此我庆贺他们的婚姻，“桂珍，我们真为你高兴。”我说着，每字都是由衷之言。
“谢谢你们，”她说，“很多人和你们有同感，他们都很高兴（They are also pleased），你们等会儿到我们那边饮茶好吗？”
我看着她要招待很多人，又要准备中国科学院赠她名誉教授衔的学位，就辞谢了。李公此时视觉、听觉都已衰退，靠轮椅行动，而他要接见的人士尚多，我们只乘空向他问好，拍照留念，心照不宣的，此可能为最后之一面。午后我们再入凯思书院，只看到K-1和K-2都重扉深锁，院中蔷薇花则盛开，K-2之壁炉案架上仍陈列着李公父亲的照片，着军装，是英国红十字会的制服，旁有楷书“人去留影”四字嵌在镜框内，使我想到当年初来剑桥的情景。李约瑟与鲁桂珍之高度纪律，读书写作处处认真，寸阴不舍使人畏惧的习惯得自此着军装之李公。所以我说李约瑟一方面固然代表左派与自由主义，一方面仍继承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纪律。
桂珍婚后约两年，即于1991年因气喘病逝世，我觉得李公老境萧条，常为之戚然。我的关怀尚且包含着一种负疚的成分，让他写了这许多信给我，又让他寄予我这样深厚的希望，我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贡献只限于我和他合作的一篇论文，收入卷七。这是当初没有想象得到的。
<h4>困顿时期的境遇</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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