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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温乌兹之所谓“人事”，固然也包括着升降调派，我们课程之内也提及心理学，士兵入伍也有智能测验。此外凡是勋奖、娱乐、给假、伤病、军邮各节有关士气之项目，无不经过讨论。参校教员之内即有两位军中牧师讲解军中做礼拜祈祷送葬各事宜。内中有一位系天主教神父，即系主任亦不以职衔称之为“朗里少校”，而总是“Father”不离。
在这些方面可见得尽其可能，美军仍在遵守社会习惯与人本主义。
可是在参谋业务上讲，“人事”实包括“整批的军用人力”（military manpower in bulk）。我们刚一分科，系主任训话，即提到：“绅士们Gentlemen”，我们的工作乃是“将哲学博士训练成为上等兵（make PFC's out of Ph.D's）”。亦即自相嘲弄，将人事颠倒，大材小用。大概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人口一亿七千五百万，陆海军已动员男女八百万（当时空军尚未独立），五角大厦的参谋本部已经觉得“快要搜括人力桶子的底层了（about to reach the bottom of the manpower barrel）”。所以一方面要经济使用，一方面又要早日将战事结束，愈快愈好，顾不得各个人间的处处公平合理。又在刚分科后，我们常听到参校的教员与同学提及“白里克先生”，初时实不知何所指，后来打听明白才知道Mr.Brick实为“砖头”，亦即我们将人员整批分配处理时，假设每个人都有同等的能力与耐性，也就是每块砖头都是四角平正，同一厚度，可以供我们在筹算时构成墙壁与建筑物的基本原料。
把人当作砖头不算，我们更抽象地假设军用人力为液体。美军此时的人力补充称为“油管制（pipeline）”。其办法乃是将有关新兵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特技所、出国港口（port of embarkation）以及在国外战场后之补充兵待命处等等机构，连锁的构成一条大“油管”。此时军用人力封闭在内，又具有内在之压力，即前后相继的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须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及具有各种技能之人员已如数到场。从此各战略单位（如师）不必调至后方整补，其数目可以减少，火力与器械亦无闲置不用之耗费。即使其人员需要休憩，也可以使其轮流各自出入战场，而无整个部队占用交通工具前后输送之繁费。当然此油管本身成为一种机构，问题甚多，这也是雷温乌兹要塞人事系经常提及“白里克先生”之一大主因，只是不过又将液体解释而为固体而已。
1947年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复员业已完成，人事参谋又要注意下次动员的筹备。当时的想法是所谓“二·五预计”，即如何动员二百五十万人。部队登陆的日期为D日，动员令开始之日则为M日，所以M+60等日期成为我们思量的题目，这当中包括征兵入伍、预备役人员转为现役、各州之州卫兵提升而为联邦之国军、指派新成立部队之干部、设立各种人事站处等等工作。因为如此，我在参大毕业之后，回国派至国防部第五厅服务，被同事称为“动员专家”。
其实第五厅的前身各为抗战期间的军令部和军政部之各一部，此时的职掌为部队之编制训练。各同事手持算盘，计算员额。他们所做事也可以算是动员，不过军队乃是社会之产物也反映其作风。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互相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国防部第五厅的参谋则或管正规部队或管杂牌部队，首先即须注意各单位之历史及其部队长与统帅部之人身关系（这才是中国所谓之人事），有些尚是鞭长莫及。有如此时国防部名义上尚且控制宁夏甘肃马鸿逵与马步芳之骑兵师与骑兵军，实际上则南京除了须发番号给予津贴之外尚少了解其实际情形，遑论及干预其内部之行政。况且即是其力之所及的各方面，也只是适应目下一时情形，无从注意其细节。例如七十一军，也算“中央嫡系”，抗战之后曾驻上海近郊，在派赴东北作战之前，曾吸收汪精卫所部“伪军”，这当然与以后该军作战之效率有极大关系。只是此事由参谋总长及其幕僚做主，至于其人员如何分配，多余之军官作何区处，更不是国防部之参谋人员可能根据经典从旁指示之业务。
1946年国军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准备采取精兵主义将全国陆军缩编为九十个师。如此计划完成，我在雷温乌兹之所学还有若干实用之处。及至出国一年之后，内战已全面展开，这时候国军只将一切罄其所有的投付战场，早已无力敷设油管，当然谈不上更革制度，提高效率。我这个速成的专家也只能在国防部翻译一些美军所用之程序标准（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简称SOP）备供咨询，算是赚得我月入约值美金二十元之薪饷，此外D-Day和M日，已不与实际情形发生关系了。
1991年12月13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