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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希望保护他们的市场，也各有原因。内中一个共通的立场即是农业无法与西方竞争。这些国家一向就以精密工作的方式耕耘，一般地少人多。即日本自麦克阿瑟实行土地改革以来，虽然产生了多数小自耕农，一般每家占地不逾数十亩。最近也和韩国、台湾一样，由女子及老年人耕种。年轻人只在旁襄助，他们都在工厂里另有工作，才能收支无缺。
西方的农场，一般在二百英亩以上（一英亩等于六华亩）。美国中西部夏间一片金黄，秋收用大型刈麦机，驾驶室冷气装置，都成专业。纽约之苹果园摘果时用季节劳工、中南美洲人，事后车载而去。南部水田以飞机散布稻种。东方诸国无法与之较衡也。最近台湾因美国火鸡与苹果进口引起农民抗议，都表现本地农业无力与西方同等竞争。
中国大陆情形则又过之。农村剩余人口近亿，企盼往城市找得工作。政府准备收束赔本之国营事业，又势必辞退大量劳工。上海之摩天楼写字间未能租出者百分之四十，中国三千万建筑业劳工又受影响。今逢东南亚生意萧条，水泥又不能输出，片面责成其货币不得贬值亦殊难能接受也。
可是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建议全不可行，东南亚注定倒台，因着本身利害，所有有关国家都望找得折衷方案，疑牵涉商业，则取舍之间必须两厢情愿。所以讨债还价之余应能逐渐疏通，只不过目下看不出一个简易方案，朝令夕行立即使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所关心的，则是不论用何种方式解决此问题，外界投资已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及泰国构成一种经验体系，有似中国抗战前通商口岸内的体系。西方式之法律只能适应于一个狭长地区。一入内地又是一个世界。迄今中国尽九牛二虎之力，方初步扫除此种隔阂。现今与各国至少尚有十数年至二十年之距离。这样敷设的商业城市，外向而不内向。过去经验外商向中国输出者以农产品桐油猪鬃（当日尼龙尚未登场，为制刷所必需）鸡蛋等，多零星采购。输入则以洋房汽车做代表，只增进市民阶级生活，更延长城市与乡村间之差距，况且动摇传统生活习惯，易为马克思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正统宗教主义者借之发难。也极易产生独裁政治，因为新式法律或已颁布，支持此种法律之社会条件尚不具在。利比亚之卡扎菲、伊朗之霍梅尼，与古巴之卡斯特罗皆是也。
我为历史学人，不愿做宿命论者。难道中国曾如此，有些国家曾用锁国政策，则东南亚必如此？现今东南亚的改革乃是全国改革，货物转口通过新加坡及香港及于各地尚有越南各国紧接下班，难道必开倒车？这东南亚一个大地区领有世界上最富庶的资源之一部，又拥有大量人口，可做撼天动地的事业，尚且不怕无人投资，今日计算机掌握的科技，尚为十年、二十年前所未有。是否可以另为打开出路？我们应当互相体会：这不仅是一个货币问题，而是社会经济问题。更推而广之，乃是一个历史问题。是否投资的跨国公司有此长远打算？华裔人士是否有志协助，使这运动不尽外向而能内向？各地开明的社会宗教领袖也能开诚布公，放大眼光为子孙造福？
我所修习的大历史，只能将所有有关因素，摘要地综合起来。这样看来这地区的出处有千百种的可能性，如何筹划，尚待各专家及领导人物决策。
1998年3月5、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