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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北伐的目的在席卷湖南，进入武汉。蒋本身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在广东的部队为第二至第六军，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由广州筹款五百万元，足供两个月之用，显然无长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战尚在不下之际，盘踞长江下游之孙传芳倾巢来犯，使北伐军正面侧面同时受敌。又更不料苦战之后获得武汉，而孙传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击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蒋之进据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蒋介石自己记这段发展也简概地说，无非“将错就错”。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为根据地，产生两种必然后果：一则使国共冲突无法避免，艾萨克（Harold Isaacs）说，自此蒋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无须苏俄援助，才放胆“清党”。而其实蒋此时兼国民党之“军人部长”，有任命将官之主权。北伐之迅速成功，一方面出于苦战；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广泛的收买对方将领。一般价格：对方的一个师长反正之后立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之军长，其来者不拒的态度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企图彻底改造中国的着眼大相径庭。而后者已指斥蒋之行止，有军阀作风。况且毛泽东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早已引起蒋下属军人反对，何键在内，下文尚要提及。另一发展则是蒋之军事胜利过速，日后除他近身的根据地能切实操纵之外，其他后方地区如广东及湖南又落入不能由他实际管辖之军人之中。湖南之有何键，亦如广东之有陈济棠，主要原因为军队就地筹饷。本省军人有如五代各藩镇之“留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北伐尚未全功告成，唐生智已开始反叛，他的行动被迅速解决，但是他的部下不能全部铲除，1929年北伐已经成功，李宗仁又开始反蒋，唐生智的策略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连成一气做根据地向外发展，李宗仁和所部“桂系”则准备先造成沟通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地盘。
1929年湖南省主席为鲁涤平，江西人。李已与何键疏通，乃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鲁涤平职而以何键更代（中央政治会议是当日国民党中枢与国民政府要员的联席会议）。当蒋介石兴兵讨伐“桂逆”时，何键归顺南京中央，从此广西军人被逐，退还本省，鲁涤平改调浙江省主席，使他能安插部下文武人员。何键则经蒋承认长期任湖南省主席，直到对日战争爆发。
在各省主席中，何键以“反共”著称，北伐前后中共组织民运时，湖南首当其冲，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都如火如荼地展开，拘捕“土豪”“劣绅”，由群众判罪成为广泛的现象，何键的父亲曾被长沙工人押解游街。何键当日在唐生智军中前方，但是他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立即执行报复，自行封闭工会，枪决共产党员。
当何键任主席时，“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已度过最高潮，“剿匪”战争逐渐由湘东转移至江西。但是1930年7月共军彭德怀部入长沙驻留十天。何键报复时拘捕毛泽东妻杨开慧，将她处死。
因为主席的反共立场，湖南提倡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牌匾出现于各处。学校也提倡读“线装书”。中学里以《古文观止》代替新时代的文艺读物。在体育竞赛中，何主席特重“国术”，亦即传统的拳术比赛。他曾在长沙教育会坪主持拳术比赛三天。
“风纪”是何键施政的重点之一。他虽不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般的亲自审案，但是很多刑事案件的判决显然由他做主。有一次长沙一个租赁房屋一半与房东比邻而居的房客在大门内留下一封恐吓信，下款匿名，索要财物，指定市中荒僻之处交款，但是又并未谋及对房东本人或家属人身上做何侵害。房东初不料信出自房客，尚且将信出示与他询商对策，房客贡献意见，可与他讨价还价，至此房东心疑，虽照指示投信，但暗中报警。届时房客至指定地点捡取回信被捕，房东呈请省政府严惩。此案亦未开庭评证指辩，即将恐吓诈欺犯立罪枪决，“罪状”所示，犯人曾受教育，又并未为饥寒所迫，做此伤情害理之事，罪无可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