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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华军事顾问团长巴大维少将（David Barr）以后在美国国会作证，他任团长时国军未曾缺乏弹药器械。这话题也值得研究。军火与装备的总吨位，不是决定战局惟一之因素。装备既加重，交通通讯的器材也要成比例的增高。既有繁复之后勤，又需要社会上生产与分配的条件做同样的支应。这有如一个人之体力，与骨骼血液和神经系统甚至整个健康互相关联，非筋肉可以单独奏效。以后美国的“白皮书”出，内称装备国军三十六个师，历年也耗费美金二百亿元。曾参与接收物资的刘德星少将（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高级参谋，不知何往）就和我说及这并不是有计划按比例的供应。当中估价的情形不说，只是美军复员时弃置在太平洋上各岛的物资，此处弹药一堆，彼间香烟奶粉若干，一并加入计算。以后前往东北之国军，所穿制服靴鞋不合分寸，多余之装备无从转运。也有其他战区野炮一营在战场上只备有炮弹五百发，部队长吝不敢用最后连弹带炮被共军掳获等事。可见得只叙实情不提背景，仍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h4>双方都想避免贫穷</h4>
这样说来1945至1949年内战的意义何在？
内战仍是中国从农业管制之方式进入而以商业条例管制社会的大过程中之一环节。简概言之，国民政府因着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的工作业已初步完成，此时虽仍有正规部队与杂牌部队，嫡系与旁系，军队在大前提之下已受统一军令之支配，军阀割据之局面从此失去凭借。所缺乏的是下层机构。这时候农村里面的保甲，仍与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为表里，即纵经整理也只能供应曾国藩式的湘勇，无从支持为数几百万以铁道汽车运兵的现代军队。
国民政府的着想乃是接收大量的外援，将城市及沿海的经济力量辐射到乡村中去（以后在台湾就大体上用这政策成功），可是以问题及范围之庞大，如果行之于大陆，等于要美国国民平白供应中国国家支出数十年并且为之动员设计，也难免不派兵长期驻华。所以杜鲁门及马歇尔的不介入之方针，并非全无历史眼光的短视政策，只是如此说来中国的问题输血既无着落，只有开刀。在此我们也可以注意白修德在《雷声后之中国》说出：“中国若不改组，只有灭亡。”
中共的决策，简言之即是开刀。只是今日几十年后有了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指说“打土豪分田地”并不是本身之目的。其在历史上的意义，有似隋唐之均田，亦即造成一个共同的低层组织，作为府兵制及租庸调的税收政策之基础。此时中共全面的避免都市文化，也忽视高层机构。大兵团的行动只用无线电协定，表面看来好像从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倒退一步，可是从此即在农村之中造成了一个稳健的基础。林彪谓之为“以乡村包围城市”，其实人民解放军的战胜国军，得益于其就地征兵取粮，补给线缩短，无防御性的顾虑（即是延安根据地也可以放弃），因之战斗意识旺盛。在这多方面有似于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以其均一雷同之组织，战败北宋。10世纪以来的赵宋王朝担待着一个多元经济和城市文化的负担，很多看来有利的因素放在广大的疆域里，只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缺乏组织与结构，徒为大部队行动之牵制与顾虑，却又不能放弃。国民政府在1945至1949年间的处境与之相似。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直维持着若干战时体制的性格。他们的设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这一观念直到1985年6月举行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才正式宣布放弃（见北京周报社1987年出版的《中共十三大与中国改革》，页五三）。又在建立人民共和国后，“据估计三十年来在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形式内隐蔽的农民总贡赋为六千亿元以上”（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发展研究通讯》1986年12月总第四十五期，页五）。所以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来，他们群众运动仍着眼于马克思所谓“原始的存积资本”并非遂行共产主义，从延安住窑洞到深圳建造摩天楼当中有了一段极长远的距离。内中情节，不是我们“褒贬”所能左右动摇的既成事实。即使将之“三七开”或“七三开”也无益于事。中国的内战彼此驱农民作生死斗，与美国南北战争时两方都由中产阶级人士积极参与支撑的不同，因之无从将之解释而为一段读之不倦令人徘徊景慕的事迹。可是虽如是，中国经过内战业已达到体制上改变之转机。此后之发展在中国历史内无成例，却可以与17世纪以降西欧各国尤其英国与荷兰纵横曲折的经过遥远相比。
如果今日我又遇到参大四十五年以前的同学再问到当日的问题，我们在打什么，我即可以从一个学历史的从业员之身份解释：双方都志在组织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彼此都想避免穷困。
1991年11月15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