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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们亲耳听到他说起的。后来到处传遍，很多人都知道蒋委员长不喜欢部属造琉璃瓦的房子，也知道阙汉骞曾造这样一栋。我想将这事传布遐迩的莫非阙汉骞将军本人。大概他逢人就说，也不待旁人提起，好像以攻为守，非如此不能洗刷腐化的名誉。
阙师长身材魁梧，因为他是湖南人，符合所谓“南人北相”的条件。他也注重部下之身材与体格。当日很使我们惶恐的则是他在极力推奖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我们报到之前他曾对部队训话，强调行伍出身的军官在部队中的重要，甚至提出要是军官学校出身的部属不服气，可以立即提出辞职，他承认当即送路费三百元，据说后来真有一位军官照师长所说去“请长假”，倒给阙师长申斥一顿。
我和两个同学去见师长的时候，他就自己提起：“咳，行伍！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方上去？升了一个排长，也是三生有幸了。再不然搞上了一个上尉连长，也是至矣尽矣。他们能够还要更高的想头？你们要同他们计较？我部下还有营长团长，将来给谁当？”
这样一来，我们很难断定我们的师长是诚恳或不诚恳了。一方面他岂不是愚弄行伍出身目不识丁的部下？可是另一方面他岂不又是坦白承认自己说的话只是应付当前的局面，不能严格算数，并且以前期军校毕业生的身份给我们后来者若干指点，而这些话尚是他腑肺之言？
阙师长告诉我们，假使我们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当面直接的报告他，我们虽下部队，任何时候来到师部所在的平坝，他的卫士都会让我们随时进见师长。后来我自己就根据他当时的诺言，两次使用这特许的权利。我们所驻在的云南马关县，已在北回归线之南。只是一到雨季，晚上奇寒。我们看到士兵在夜里冻得抖着不能成眠，不免恻隐心动。关于这情形也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我连里的特务长沈云霄就主张不应该对士兵同情。“兵大爷，”他说，“都是没有良心的家伙！你就把你的脔心挖出来氽汤给他们吃，他们也不会感谢你。他们为什么冒得〔湖南话（没有）〕铺盖？行军的时候天气热他们把军毯撕做绑腿，这时候又埋怨冒得铺盖，活该！”
这情形也需要相当的解释：十四师的前身为教导第三师，并非等闲。即在1941年，现在的十四师还在某些方面表现着当日情调。譬如说德国式的钢盔，捷克制造的轻机关枪，已在国军里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有些特殊之装具，例如德国式的番布块，可以披在肩上为雨衣，也可以各块集结起来，上面都有纽扣与扣眼，连缀之则为营帐。军毯与蚊帐也曾一度准备齐全，至少痕迹俱在。可是在滇南时很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具在内，都好像荒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其原因确如沈特务长所说，当初全师普遍的现代化，符合在长江下游有轮船火车作交通工具的景况。后来一脱离铁道线，千里徒步行军，又无适当的休养和医药卫生的设备，各人首先第一的顾虑，乃是本身的生命安全，次之则是枪械弹药。其他的物品已在多少情形之下无从认账了，乱丢乱甩的情形也所在有之。现在之所存，已不及当初之十一。
要不是我自己也曾沾上了一段在云南烟瘴区徒步来往的经验，我还不会相信以抗战后期国军物资之匮乏，士兵竟可以将装备抛弃。1941年的春天，我和李承露、田海男到柳州师部留守处报到的时候，听说十四师又已继续向西挺进，从富宁接近文山与马关之间。从地图上一看，新驻地已和滇越铁道线近接。我们既错过了参与后续部队由广西向滇南行军的机缘，不如搭汽车由柳州经金城江北行至贵阳，更折向西经昆明而乘滇越铁路南下寻找师部。其情形有如在一个菱形四边形上，不走底边直线，而以一个U字倒置之方式走上端的三边，以避免蛮荒山地步行之苦。
其实两者之利害，也只有半斤与八两的区别，首先企图在黔桂公路和滇黔公路上要揩油坐不付费的汽车（hitch hike）也是难于上青天。当时我们三人就要拆散伙伴，按机会而行，在半途上再图相聚。后来一到贵阳与昆明之间的南盘江，公路上惟一的吊桥在我们来临前三日被日本飞机炸毁。以我们全部后方的能力，无法抢修此桥。临时的办法，乃是开下坡的道路，让两岸的汽车卡车一直驶到河床低处，在该处搭平底船之浮桥（pontoon bridge）暂渡。可是也仍怕敌机轰炸和侦察，所以每晚黄昏之后搭浮桥，员工辛苦忙碌好几个钟头，到夜晚桥成，两岸的汽车徐徐下坡，每次轮流对开三十辆或五十辆，一夜罄其量也不过对开每方二百辆，而天已黎明，煤气灯熄灭，浮桥拆散，成桥之船只也撑划到上下游树荫下疏散，而这时两岸山坡上集结的军用民用车辆各千余，要待上好几天才有过渡的机会。
经过这样的折磨，我们生平第一次尝到绝粮的经验。一时饥肠辘辘，闻到人家在公路旁边所煮饭不胜其香。一到昆明，乃由海男用他父亲的名义向人求缘化募，才解决了吃饭问题。起先在地图上一个倒写U字，我们竟走了两个多月，而我们行路难的经验，方正在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