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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真料不到此信去后，再接到他的一封信。费公说他对我的文稿仍旧感兴趣。他已和我的评论人商量，如我接洽的出版社无着落的话，哈佛至少可以抽出稿中一部出版，或者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scal Administration）。这当中也有一段解说：当我还在哈佛与评论人争执时，他说我的文稿只是“未完成的论文”（incomplete essay）。我就反驳任何历史著作都可以视作未完成的论文，即是吉朋的《罗马之衰亡》亦复如是。其实《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成稿时已二十四万字，附有二十六个数目字表，和一千三百七十段注释，每段注释都提到两三项文件，当中有一段提到十七项出处。除了田赋盐税兵饷等重要收支外，也包括了捐监与泰山进香的收入、铸钱的情形和淮河里制造粮船的实况等，其好处则在其详尽。我无意任之分割碎裂。可是费正清的来信，显示着以他学术上的声望地位不说，只因着哈佛的经理，斡旋于两个意气用事的人之间，极尽其容忍，令人心折。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在英国也受了一段折磨。即临到最后排印期间也因为阿拉伯人的原油罢市，英国能源短少，全国工作减半而停顿。最后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书时已是1974年年底，去我原稿完成已近四年，我立即寄了一部给费公，表示对他的“尊敬、景慕与感激”（respect, admiration, and gratitude），也收到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近多年来费正清教授失去了他在研究中国实质上的领导地位，虽然他的文字仍见于重要刊物，他自己也间常出现于电视，可是他的言辞已失去了当年的斩钉截铁、锋芒毕露的色彩（比如他曾说“国家”一字不见于传统中国之字汇。又说国民政府戴上了“双焦点眼镜”既复古也维新）。1976年我有一份稿件请他支持，他答应看后却一直没有回音。可是三年后他知道我在纽普兹被排挤失去职位，曾不待我的央请，令他以前一位高足，现任中西部一间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给我电话，不待面试愿意授我职位，只是我也有原因辞而未就。
他的自传《到中国去》（China bound）出现于1982年，虽然内中也有很多有兴趣的段落，只是也表现他为优秀主义者（elitist），即是他交往的中共人物，也限于风采翩翩受过高等教育的角色（大凡治学的人都有优秀主义的趋向，连我自己在内。但是以这种态度对付现今中国广大的群众运动则非常的不协调），也暴露了他对蒋介石的愤怒出于感情作用。书中也有对某些人不必要的奚落，如亚索甫（Alsop）、李约瑟（Needham）和一位台湾的官员（未具姓名），书中提出他在哈佛费公给他不及格。
费正清先生给我两点最大的启示，都出于他的著作中，一是他接收着他自己的恩师蒋廷黻的判断，认为不少的中国人对西洋情事非常清楚，对中国内地实况却反而茫然莫识。另一则是中国有她本身的特征，即现代化亦会保持她的特色。从这两点启示，我可以对中国前途保持乐观的看法。不少的人没有领悟得到，中国很多情事好像由上端人物片面决定，其实则领导人物无不迁就下端。自我从军时在内地的 情形，只眼看来即是缺乏有效的方法控制下端。刻下中国已逐渐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情形可望好转。还有些人不仅对中国期望过速，而且盼望改革的后果也是极端的西化。这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即日本经过美军占领，战后改造全受美国指令，到头日本并没有成为美国之翻版。所以今日中国纵有千百种不如人意之事，只要步骤上是朝安定康乐的大方向走，我们应当鼓励协助其完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已不复见于费正清最近之书刊。
我给费公最后的一段短柬自称为“不听指示的学徒”（Your Wayward Disciple）。我也自认我负费公。可是即算我是不及格的三等僧众，我仍要说我受大师费正清先生诲益非止一端。
1991年9月28日《时报周刊》三四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