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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她仍拥有芬兰及波麦兰尼亚（Pomerania，今东德波罗的海沿岸）之一部分。她的宿仇为帝俄及丹麦。因为芬兰她曾与俄国长期交兵。法国大革命弑君为民国，又产生恐怖政治，欧洲各皇室都有参与干涉的动机，在这情形之下，瑞典王国又须亲俄而联普鲁士及奥地利。只是一般军官和贵族中的青年分子（两者互为表里）则景慕法国人所提倡之自由、平等、博爱，更同情他们除旧布新的精神。拿破仑登场后情势更为复杂。英国恐怕丹麦舰队落入法手，曾于1801年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船舰，逼着丹麦仇英亲法。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瑞典也必反其道而行，只有背法而通英，于是乃有1805年之瑞典的参与反抗拿破仑阵容。只是当日拿破仑仍是所向披靡，接着又有耶拿（Jena，1806）和弗德兰（Friedland，1807）的两次胜利，除瑞典外欧洲大陆的反抗都已平息，拿皇于是鼓励帝俄及丹麦于1808年向瑞典宣战。丹麦只能透过挪威在边境骚扰，俄军之入侵芬兰则使瑞军接二连三地战败。
在以上情形之下，瑞典经过两次政变。1792年国王在斯德哥尔摩的歌剧院被暗杀。1809年之兵变，青年军官因着国事蜩螗又废当时的国王而迎立其叔父为王，是为查理十三，时年六十一，尚无子嗣。因着立嗣问题，也是众议纷纭，更增加情势之不稳。最后国王接受支持者之建议，遣使谒拿破仑，愿得白纳多特亲王元帅为养子，嗣承瑞典王位。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称王于荷兰、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议初看起来荒唐，实际也不为过。有历史家称白纳多特初不愿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说，他日若为王，则只能以瑞典社稷为重，而无法再瞻顾法兰西之利益，也有人说他暗中活动瑞典名位。总之则是白元帅时年四十七岁，改名Carl Johan，放弃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认可，成为瑞国王储。他一生不谙瑞语，只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军国大政。此人身长，面圆，发黑而浓卷，既具仪表，而在谈吐交接时带魅力。在他主持之下，瑞典与俄国英国修好，听任帝俄攫取芬兰，本身以向丹麦接收挪威为补偿。不久拿破仑又发动征俄之役，从莫斯科退出之后，奥、普、俄再度纠结兵力与法军战于欧洲中部，瑞典王储亦率瑞兵八万至十万参与联军。除以约二万人保守瑞典国门之外，王储亲率之六万五千人一路监视拿破仑之进展，最后于1813年10月投入莱比锡（Leipzig，今属东德）的战斗。是役决定拿破仑第一次之被逐放。胜利后瑞军也参加追击，只是不及法国之国门即折向北，彻底威胁丹麦、确实获取挪威作为战果。从此瑞典永远放弃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以东以南在大陆的领土及历史上之宗主权，只与挪威成为联合王国，各有议会而共一皇冠。
王储于1818年嗣位为瑞典兼挪威国王，称查理十四，自此终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横贯东西之运河，稳定财政，再未豫闻任何战争，1844年逝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为瑞典国王亦二十六年，临终时曾夸言世间无人创下如我之功业。
如果我们将他一身经历拿出全盘衡量，只觉得此言不虚，白纳多特弱冠以布衣从戎，以后既为革命军将领，也是拿皇的新型贵族，终为异国王储。他既尽忠于拿破仑，也执鞭弭与之周旋，却又全部公开合法，算不得通敌叛国。而且拿破仑被放逐后所设立之卫星王国，全部瓦解，只有白纳多特王朝至今犹存。其子嗣也与欧洲年代深远之王室联姻，今日丹麦、挪威与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后裔。自他之后，瑞典也再未与任何国家交兵。挪威于1905年独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难关，如是长期的和平近二百年。他留下来的白纳多特王朝历经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潮流，将一个中古型的国家体制改造而成现代体制，如此都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个瑞王的经历都带传奇性。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在浓雾包围之下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可是他的战略目标却已获得，北欧从此被保证不受维也纳的统治，新教的基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