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钧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启明小说www.qmxs.net),接着再看更方便。
众所周知,胡适在1950年代担任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馆长。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曾经写过两篇相关的英文文章,一篇是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载Green Pyne Leaf, 1951年第6期),另一篇是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载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1954年第3期)。最近出版的《胡适英文文存》(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3月)收入了这两篇文章,使我们得以更好地了解这个图书馆的早期历史以及胡适和它的因缘。
图书馆的创建人葛思德(Guion M.Gest,1864—1948)是一位美国商人,1914年在纽约创办了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业务的扩大,葛思德在1920年代多次来到中国,并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海军武官义理寿(Irvin V.G.Gillis,1875—1948)。义理寿后来辞去了公职,专门帮助葛思德购买书籍,完全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的另一位创建人。
葛思德患有绿内障(青光眼),在美国和欧洲多次寻医问药,但效果不佳,一直饱受痛苦。在北京使馆结识义理寿后,义氏建议他试试中医,并推荐了“马应龙定州眼药”。马应龙眼药始创于明万历年间,创始人马金堂是河北定州人,起初叫“八宝眼药”,清乾隆年间马金堂的后人马应龙将“八宝眼药”定名为“马应龙定州眼药”,从此遐迩闻名。民国初年北京有不少店家就靠卖这一种眼药就足以维持门市。葛思德一试之下,发现效果果然不错,虽然没有完全根治他的青光眼,但大大缓解了病症。这让葛思德对中医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兴趣,于是他给了义理寿一笔钱,让他公务之余收购有关中医中药的书籍,葛思德图书馆的第一批书籍由此而来。
在义理寿的建议和参谋下,葛思德对中文书籍的兴趣逐渐扩大,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到1926年时,购书总量已达232种,8000册,存放立刻成为了一个问题,而且购买还在继续。葛思德的公司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家办事处,和当地的麦吉尔大学经常打交道。经过协商,麦吉尔大学同意为这批中文书建立一个专藏,并于1926年2月13日对外开放。此后经义理寿之手各种书籍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往麦吉尔,到1931年总量已达7万5千册,到1936年则猛增至10万册。
1930年代美国遭遇空前的经济危机,葛思德公司深受影响,到1936时葛思德开始考虑转手这批藏书,但麦吉尔大学无力收购,一番周折之后这批珍贵的文献于1937年落户普林斯顿大学,并最终于1948年正式归属普大,同年葛思德与义理寿相继去世,这批书籍的最终归属应该足以让两位创始人安心地离去。葛思德藏书加上普大原有的约3万册中文图书,使普大一跃成为与美国国会、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并肩的中国学文献中心。
1946年,在欧美搜求珍稀中文文献的著名学者王重民应邀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在查阅了葛思德图书馆大约1/3的藏书后,他惊讶地发现经部中有70%的版本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所没有的,而集部中则有50%的版本是另外两家没有的。仅此两个数字就足以证明葛思德藏书的质量和价值了。
如此大量中文珍本的汇聚,完全是义理寿的功劳。义氏虽然行伍出身,但是他精通汉语,又娶了一位满族女子做太太,加上购买的过程本身也是学习的过程,义理寿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长为一名相当专业的版本目录学家,虽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同时义理寿又具有商人的精明,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不和中、日书商争购宋版书,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明版上,其中标点本佛经(1399年刻本)、朱载堉《乐律全书》(1599年刻本)、钱谦益《初学集》(1643年刻本)最能显示义理寿的眼光。在清版书中,义理寿相当看好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套丛书共138种,原版刊刻时间前后相距30年,每种印量大约不超过300册,所以要凑成一套绝非易事,近代藏书家缪荃孙经过一生寻觅才实现了这一宏愿。义理寿在果断地买下艺风老人这一套后,又四方寻求,凑足了另外3套(包括替哈佛燕京学社代购的1套),在当时全世界仅有的5套中独占4套(另有1套藏于故宫),完成了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除了眼光、经验、生意经之外,义理寿也不缺少运气。1926年左右,义理寿听说北京西山八大处之一的大悲寺有一套大藏经出售,在初步判断有价值后,义理寿买下了这套5348册的佛经。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套他称之为“大悲寺经”的古籍就是中国佛教史上十分著名的《碛砂藏》。《碛砂藏》原刻本于南宋后期至元代中叶陆续完成,大悲寺藏的这套虽然是抄配、补配的《碛砂藏》,但其中宋元刻本也达到了2000册之多。另外,据胡适后来的检视,其中不少配补的明刻本也很有价值,特别是《南藏》本和建文元年天龙山刻本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义理寿的这桩买卖,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