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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部经过精心编修的法典，按说应该很快能够颁行，但后世的很多专家学者对于《大唐六典》在当时是否颁行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的依据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行政制度和《大唐六典》的记载不太相符。
事实上本人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发现从开元二十六年开始，这部法典已经颁行。《大唐新语》记载：“（六典）于（开元）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僚陈贺，迄今行之。”白居易的《道州民》描写的那个道州刺史史阳城也说过：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
《唐会要》也记载，在后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时，时任门下省侍郎的卢杞在奏疏中曾经以《大唐六典》为依据论事，进而又有贞元二年786年）、贞元三年（787年）、贞元十年（794年）的敕书和贞元三年（787年）时任尚书右丞裴佶的奏疏、贞元九年（793年）发自太常寺的奏疏，这些行政公文中全都援引《大唐六典》来论事。
甚至包括后来长庆、太和、会昌年间，很多奏疏中多处引用《大唐六典》的原文，由此可见这部法典与现行法令具有同等的效力，多为执政者所遵循。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六典》的价值出了在当时具有效力之外，还对后世的唐史编修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由于其正文所叙诸官司的职掌，多直接取自当时颁行的令、式。注文所叙职官的沿革，多取自先代典籍，但这些令式和典籍至今多有亡佚，所以《大唐六典》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一向为学者所重视。后世著名的关于唐朝的史书，例如《通典》、《旧唐书》、《新唐书》的作者都采用《大唐六典》的材料，其职官部分基本上是依据《大唐六典》撰写而成。
当然，在慨叹这部中国历史第一部行政法典的伟大意义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为了这部法典尽快成书颁行而付出艰苦努力的那些编写者们，此书前后四易总编，包括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参编写者有徐坚、孙季良、韦述、刘郑兰、卢若虚、萧晟、陆善经、贺知章、赵冬曦等等。
当然还有很多人，恕我无法一一列举出来！
十多年的岁月沧桑，有的人从风华正茂的青年走向夙炼风霜的中年，有的人从辉煌顶点渐趋步入人生低谷，有的人是国家忠正之臣，有的人是官场奸佞小人，但对于《大唐六典》而言，这些人没有等级的分别，没有贫富的差异，有的只是奋笔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