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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对于修书工作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古代整编图书包括两项巨大的工程，一是搜集、整理、抄写部分现存图书，二是把国内知名学者召集到京城，为他们创造条件，让这些人集中力量和时间著书立说，传世后代。
李隆基在位时的开元、天宝时代，多种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在修书方面同样不甘落后，这个时期唐朝因为立国已经百余年，在经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等方面涌现出了很多专家学者，已经问世了很多著作，这些人的作品固然盛唐的标志，但让李隆基感到遗憾的是，当中国的历史行进到他的时代时，居然没有一部完整的行政法典。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同时也是为了帝国的利益，李隆基决定在他的盛世时代完成制定一部行政法典的愿望。
开元十年（722年），李隆基下诏将编修行政法典的任务交给了起居舍人陆坚，并下令让丽正书院统筹协调这件事。在此之前李隆基亲自撰写了大致的计划，将法典确定为理典、教典、礼典、政典、事典等六条，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行政法典《大唐六典》名称的由来。
开元十三年（725年），丽正书院改名为集贤院，李隆基有感于陆坚的编修工作十分迟缓，便让时任宰相的张说充实进丽正书院统筹编修《大唐六典》事宜，学士徐坚取代陆坚，受命负责主持编修法典的具体工作，当让李隆基想不到的是，徐坚的工作依然进展缓慢，一直到开元十七年（729年）这部法典的编修工作居然进入了停滞阶段。
前后七年的时间，这部法典居然难产，这让李隆基很是郁闷，可问题的关键是无论是陆坚还是徐坚，其修书态度不可谓不端正，其工作态度不可谓不努力，事实上造成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前代没有参照的摹本。
李隆基虽然制订了总体的计划，但也仅仅是形式上的确定，对于其中究竟依照什么礼法来制定，丽正书院参与编修的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分歧。
七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但这个任务又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始终不能进行有效的统一，才是造成这部法典难产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