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与两份鲁迅英文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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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1905—1991）是现代戏剧家、翻译家，曾和鲁迅有近四年的交往。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后，姚克在悲痛之余，用英文撰写了《鲁迅的生平与著作》（Lu Hsun：His Life and Works）一文，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一生的成就。该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天下》（T'ien Hsia Monthly）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11月）上，对于西方人了解鲁迅其人其作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姚克看来，鲁迅的一生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概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姚克把这句话作为整篇小传的题记。
在此之前，姚克还曾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撰写过一份鲁迅英文小传，刊登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1935年1月号上。斯诺1928年来华后，在中国各地采访并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但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光靠新闻报道还不足以呈现中国的全貌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于是从1931年起他尝试动手翻译一些现代中国小说，鲁迅自然成为他的首选。但是他的中文能力毕竟有限，一个精通英文的中国助手看来是必不可少的。1932年秋斯诺在上海结识了姚克，姚克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又酷爱中国文学，两人一见投缘，很快开始合作翻译鲁迅的作品。据姚克回忆，具体的合作是这样的：“我尽量忠实地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把它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我们二人把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地推敲，务求其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二人最初合作翻译的《药》完成后，经过接洽被《亚细亚》杂志接受。为了让美国和其他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鲁迅，二人在杂志社的建议下由斯诺执笔撰写了一份鲁迅评传。既然是传记，最好附上照片，为此鲁迅专门去了一趟照相馆，并在1933年5月26日的日记中留下一句记录：“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鲁迅的日记一向简略，此事更为具体的情况必须看姚克的回忆：“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亚细亚》的编者请我们找一张比较好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陪他去照一张。所以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五月二十六日（一九三三年）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并不在大马路。我和雪怀照相馆的东主林雪怀相识，预先言明要摄到满意为止。他非但替鲁迅先生拍了几个样子，还拍了一张我和鲁迅先生的合影。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相，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鲁迅日记的两条诠注》）1936年斯诺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出版时收入了鲁迅的小传，但照片没有同时收入。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Stories by Lu Hsun），除了《药》之外，还有《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这都是斯诺和姚克合作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Stories by Other Chinese Writers），收入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鲁迅的英文小传放在第一部分“鲁迅的小说”的最前面。
姚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鲁迅的作品，但一直没有见过这位心仪的大作家。现在由于协助斯诺进行翻译工作，姚克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为了得到翻译和出版许可，他于1932年底给鲁迅写了封信，很快就得到了鲁迅的回复。姚克回忆说：“我们冒昧的请求，他竟一口答应了！我还记得他用的是一幅素笺，措辞很简洁、直爽，也很客气，但没有尺牍惯用的客套。这封信后来由斯诺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作为翻译权的凭据；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影印一个副本，所以《鲁迅书简》给我的信中独缺了这一封信。”（《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根据《鲁迅日记》，我们现在只知道这封信是鲁迅于1932年12月3日写的，这是姚克和鲁迅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在内山书店初次见面，讨论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间是在1933年3月。此后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晚年写给姚克的书信有三十三通之多，是最好的书面证明。鲁迅去世后，姚克担任了葬礼的司仪并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工作。
为鲁迅做英文小传无疑也是纪念工作的重要环节。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姚克这篇小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记录了鲁迅晚年的几次谈话。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为他发表《离婚》后就停止小说创作感到无比遗憾，并以1925年作为鲁迅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小说和学术作品为主，后期以杂文创作为主。当被问到为什么停止小说创作时，鲁迅回答说：“上海像一只大火炉（furnace），只要在这里生活，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我即便能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出版社敢接受。但是这里用于写杂文的题材和灵感却很多，我除了继续写杂文、搞翻译外还能做什么呢？”鲁迅一向主张不硬写，不写不熟悉的东西，只干能干的事情：“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熟悉的是旧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红军和新式农民是鲁迅所不熟悉的。不写小说而只从事翻译和写作杂文，并不像夏志清所说是鲁迅晚年创作力枯竭的“掩饰”和“自我安慰”（《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是他在现有的环境下所能做的最适合的事。
当然，除了写杂文、搞翻译外，鲁迅还是很想做点别的事情——甚至是很大的事情。据姚克记录，鲁迅曾多次向他表示，“希望有几年的清静时间，从一个新的角度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此外想编辑汉代和唐代的石刻拓本全集，而最想做的则是写一本详尽的回忆录，记录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给无法亲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留下一份遗产。”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个愿望均未能实现。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是原因之一。姚克曾多次劝告鲁迅暂停所有工作，专心调养身体，鲁迅的回答则是一贯的幽默和达观：“医生看过我的肺病以后，说我五年前就该死掉了，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在这额外追加的时间里，就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这是他当初愿意帮助斯诺的原因。等到他接触鲁迅四年后自己动手来写鲁迅小传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仅是鲁迅的创作成就，更是他奋斗不止、“死而后已”的人格。姚克1940年代去香港任教，后移居美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一直对鲁迅怀着崇敬之情。这从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人格的力量完全可以跨越政治的分野。而且在姚克所写的小传中，我们也能分明感觉到鲁迅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成分。
原载2014年3月26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