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英译本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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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如何翻译，不仅牵涉到语言问题，更牵涉到思想问题，所以历来众说纷纭，比较常见的有morality, virtue, goodness, altruism, humanity, true manhood等。卜德的译本出版后，像理雅各的benevolence和其他“仁”的译法一样，human-heartedness也遭到了质疑，卜德在《中国哲学史》下册译本中改用了love一词，但同样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曾长期在美国教授中国哲学史的陈荣捷在1963年比较了各种译法后认为humanity最好（详见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书附录），但当代最新的儒学研究者认为，“仁”在不同的语境中意思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固定的译法都无法涵盖所有的语境，所以他们倾向于直接用音译ren而不是用英语中现有的某个词来对应“仁”。（参见1998年版Original Analects：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一书）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平息争论的办法。
<h3>三</h3>
卜德的译本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好评，1937年上册在北京出版后，著名汉学家魏特夫（Karl A.Wittfogel）第一时间就读到了，他后来在书评中说：“西方学术界应该感谢卜德博士将这样一本书很准确地翻译了过来。他所做的注释、索引以及列出的参考书目也是不可或缺的，对阅读正文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见 Pacific Affairs， 1941年第4期）魏特夫在书评最后表示非常期望读到下册的英译本。但好事多磨，下册直到1953年才在美国问世。
上下两册出版后，当时旅居美国的胡适很快就看到了，并特别撰文予以评论（见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55年第4期），他赞扬卜德的翻译是“非常忠实于原著的上乘之作”（most faithful and excellent job），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最有权威性的评价了。当然，对于其中的一些词语，特别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译，胡适也提出了商榷意见。比如他认为卜德把“灾”、“异”翻译成visitations和prodigies是不太恰当的，建议使用calamities和anomalies。
在与译者卜德商榷之后，胡适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作者冯友兰。胡适认为冯著中给予道教和禅宗的部分过少，与它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适应。造成这一状况固然有篇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冯友兰“正统派”的观点——以儒家为中国思想的正统。作为五四健将的胡适显然是反对正统派的，早在冯著中文本上册出版时他就表示过不满，但那时的读者还是中国人，现在英文本出版了，读者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胡适更加感觉到重申以前观点的必要。
除了学术观点的不同，还存在一个学术话语权的问题。胡适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作为中国人最早的英文哲学著作，一直是西方汉学家的案头之作。但该书只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方法，时间范围也只与冯著上册相当。冯著上下两册英文本出版后，大有取代胡著之势。从胡适这段时期的日记来看，他一直希望把自己计划中的《中国思想史》写完，并出版英文本或英文简本。他所计划中的英文本显然是以冯著为对手的。可惜胡适成名太早，一生受累，长期杂务缠身，直至去世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中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
冯著英文本出版以来，不仅为西方学者广泛使用，也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参考。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自己早年求学经历时特别提到他对1937年英译本的感激之情：“从30年代起，我对英文字汇就相当用心。历史这门学问的字汇要比其他专业的字汇广而多样，但中国哲学、思想方面字汇，英译的工作困难较大，并非历史学人所能胜任。所以七七事变前夕，我以15元的高价在东安市场买了刚刚出版的卜德英译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奔波流徙中始终随身携带。没有它，中国哲学史的字汇英文很难‘通关’。卜德这部英译‘杰作’大有益于我在海外的中国通史教学。”（《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15元在当时确实价值不菲，但应该说完全是物有所值。1937年上册的英文本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好在就正文来看，1952年的版本并无丝毫的改动。对于1937年版上的印刷错误和其他不足之处，卜德没有在新版正文上直接改动，而是另外列出了一个“修正和增补表”（Revisions and Additions），放在正文之前。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办法。
原载2012年6月20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