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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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语言学习来说，教师固然重要，教材也同样重要。19世纪早期的情况是，不仅汉语教师稀少，可供用于学习汉语的教材也很有限，主要有这几种：小德经（Chrétien Louis Josephe de Guignes）的《汉法拉丁字典》（1813）、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雷慕沙（Abel Rémusat）的《汉文启蒙》（1822）、公神甫（Joachin Alphonse Goncalves）的《汉葡字典》（1833）。上述皆是欧洲人的著作，所以一个美国人如果不懂法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就只能使用马礼逊的著作了。通过一种外语学习另外一种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象。对于美国人来说，虽然对于欧洲大陆语言并不陌生，但通过英汉对照的教材来学习汉语无疑更为方便。
美国汉学要想赶上欧洲大陆和英国，首先要在汉语的掌握上下工夫。鸦片战争后，美国来华传教士的人数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了英国。截止到184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总共是112人，其中英国35人，而美国是73人。这些新来的传教士和当年的裨治文一样，必须首先学习汉语，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编写了大量的字典、词典以及各种帮助学习汉语方言的教材。中文教材和工具书的大量出现成为19世纪美国汉学的一大特点，而其源头无疑是裨治文编写的《读本》。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国人的活动范围有严格的限制，这使得传教工作很难开展，裨治文于是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出版。他的想法得到了马礼逊和当时在广州的商人们的支持，特别是奥立芬（D.W.C.Olyphant）尤为积极，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才使广州传教站得到了所需的印刷设备，印刷机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铅字也在数月后到达。1832年5月，裨治文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丛报》第一期面世，此后以每月一期的频率出版。印刷所在广州运行了四年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进一步限制而不得不于1836年初移至澳门，直到鸦片战争后才于1844年10月先搬至香港，后又于1845年7月再次搬回广州。在澳门运行的八年当中，印刷所的任务除了《中国丛报》之外，主要是刊印了《读本》在内的几部教材和字典。
印刷教材和字典首先要解决的是中文活字问题。如果是纯粹的中文印刷，可以采用中国传统的雕版或西方新近发明的石印技术，但印刷中英文夹杂的作品则以活字印刷最为理想和可行。在搬家到澳门之前，广州印刷所还没有中文活字。在需要印刷中文作品的时候，只有请中国刻工帮忙进行雕版印刷。但自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W.J.Napier）与中国政府发生摩擦以来，这样的中文印刷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得不移到新加坡进行。裨治文介绍美国历史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初版就是1838年在新加坡印刷的。澳门印刷所最初的一套中文活字原先属于东印度公司，这套活字是西方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套中文活字，它是应东印度公司的要求于1814年开始制作的，目的是为了印刷马礼逊的《华英字典》，该字典也就成为西人用中文活字刊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马礼逊还利用这套活字刊印了另外一部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34年东印度公司解体、马礼逊去世后，这套活字开始由美国人掌管使用。1842年，英国当局将这套活字正式赠予了美方。
《读本》是澳门印刷所刊印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的《福建土话字典》，该字典是继马礼逊《广东省土话字汇》之后的另一部方言字典，也是最早的福建方言字典。1823年，麦都思完成编写后曾送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地谋求刊印，但均未获成功。1829年，东印度公司表示同意资助这本字典的出版，于是麦都思又做了大量的增补。印刷工作于1831年开始，但1834年4月由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经营权的解除而使这一工作被迫中断，当时已经印完了三分之一。1835年12月，麦都思来到广州、澳门寻求印刷资助，得到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全部印刷工作终于在1837年完成。相比而言，《读本》的编写和印刷过程要简单得多，因为都是在澳门一地完成的，所以没有经历《福建土话字典》那样的好事多磨。
原载2013年1月23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