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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迪在会议室中所说的价码，汇报到中央后，经过赵卫国等一系列常委的讨论，将这则南都不可能答应的价码集思广益的补充起来。然后刊印在本位面的人民日报上。当然也附上了任迪的解释。“工农付出的代价是死伤惨重的战争，不是站街游行罢工。这个代价从一开始换取的就是工农阶级的统治权，并非经济锁链的松绑。”
“我现在做的事情时正确的。”任迪也算是想明白一个问题。两种革命者的差别。无论怎么说，变革的方向只要是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让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那么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对的。要求这种变化的人就是进步者。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进步者在这种变革中的地位是相同的。主导变革的人必须是付出代价打破隔阂的人，如果大明议会五年之前主动提高工人薪酬，议会主动要求减租减息。那么大明政府付出的代价和拥有的力量就当之无愧的对这场向前的变革有着绝对领导权。但是大明并没有这么做，由于不变革沦为原料劳动力输出的国家代价，是整个明帝国的国民，并非大明议会里面的老爷。所以他们太迟钝了。整个国家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
而这样也就能解释七十年前上一波穿越者的正义性，在当时他们是最先进的力量，带来了跨时代的工业，超越时代先进的制度，他们有着天命的权利主导这个世界变化。第一代元老们的雄心壮志是可以大书特书载入史册的。然而人类的天命就是前进，当曾经的领跑者停了下来，开始准备坐江山，却又不想让开领导权，人类社会前进力量与不前进力量的矛盾越发凸显。也就是这样，演变战场计算该位面稳定度急剧降低才能将赵卫国任迪这些演变军官以极其隐蔽的方式投放下来。而现在由于本位面为这场变革付出代价最大的人群是被赵卫国等新穿越者煽动的工农。
工农为了前进付出的代价并非游行和试图加入议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上述平和的两条路已经被大明老爷议会们堵死。大明老爷的资本积累远没有到达为了主动缓和矛盾松开枷锁的地步。这种情况就侵占整个大明市场的海宋都没有达到。
当然如果此时想要变革的人只是上街游行喊喊话，只是以这种姿态展示要求变革的决心，那么活该被镇压。根本无法挑战上层资本阶级对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意图变革的阶级现在是被工农党组织起来的占据大明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阶级，这个阶级不惜以战争为代价，展现变革的决心。并且拥有了战胜变革力较弱的资产阶级，整个中华主导前进的权利应该由这个阶级舍我其谁的承担。
现在工农党无需担心自己夺得统治权的力量是否足够，力量是绝对足够的，而是要担心自己是否会背叛给予自己变革力量的阶级。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就是在上层坐皇位夺天下抢龙椅的惯性思维下背叛了起义者最初要求官府公平对待农民阶级的初始愿望。
现在已经专心做这个位面演变人任务的任迪，已经容不得自己最初的努力被任何背叛。既然工农党定位成管家这个地步。那么内部制度上就必须和约束普通人的法律就必须有所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