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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蛮恋案”，犯人为政府机关传达（信差），他坚称同公事房某小姐在共军迫城时央他保护，事平以婚事相酬，此女士否认有此婚约，并报警请杜绝骚扰，无奈男方一再催逼，而且不顾官方警告，当中情节详载各日报之“社会新闻”。忽一日读报人惊悉此蛮汉屡诫不止，已经审枪决。同一罪状揭示另一罪犯惯以药物掺拌酒中，因此奸宿妇女，有受害人控诉，与蛮恋案罪人一并处死，官方态度：两案性质相同，其对被害人损伤程度不计，重点在犯人举止失常（perveried），所幸此类案情为数稀少，社会人士亦并未认为如此断然处决为侵犯人权。
湖南经过20年代的风暴之后，在1930年间已恢复小康局面，粤汉铁路因动用中英庚款向衡阳以南伸展中，卒于抗战前夕全部通车。同时湘桂、湘黔两路亦在加工修筑。省方本身兴建，半由“剿匪”军事需要，各处广泛的筑碎石公路，并架设电话线。这种表面平静的局势已为外人称道。《生活》可谓当日最有影响杂志之一（编辑邹韬奋，发行于上海），曾派旅行记者杜重远往来各省，所见概有批评，独于写湖南一段赞不离口，标题为《锦绣河山》；并称主席何键，“好整以暇”。
我们当日大都没有看清本身立场上的危机，长沙的新型工业除了在20年代和以前兴建的发电厂，在岳麓山的第一纱厂和上述特种金属炼厂之外，在30年代无丝毫的增进。主要原因可能如费孝通在半个世纪之前写出：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的经济并没有实切的挂钩，对外输出如桐油、猪鬃、鸡卵、茶叶都由农村内每家每户零星地购来，输入则大抵都为消耗品，用于大城市，连火油在内，其症结在农村缺乏购买力，剩余的劳动力亦无法输出，所以工业发展的范围狭窄。长沙火车站附近成日有杂牌正牌部队张扬三角小旗“招募新兵”，即表示失业问题的严重，剩余的人口只有当兵为匪。所以不论军阀各个人如何表彰自己有德行操守，对方则反是，内战之连亘不断，有内在的和“非人身上”的原因。
换言之，中国的前景需要整个重造，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尚不易一眼看出，还要待八年抗战又约四年的内战之后，所有旧社会的弱点才全部暴露。1930年间湖南省主席的作为，可以代表旧社会的回光返照。其能如此，由于内地省份，交通较方便的一线地带，新旧力量尚能保持短时间和局部的平衡。
何键言辞圆缓，经常态度温和，他原有汽车两辆，平日驶行长沙街中时有卫兵带自来德手枪（俗称驳壳枪）站在踏脚板上指令行人回避。自1930年共军入城焚毁他的汽车后，他亦未再添购。我曾见他坐藤制椅轿来往于南门正街，他在轿中阅书。有人批评他“非醴勿视，非醴勿言，非醴勿听”。因为他是醴陵人，他有一个智囊团，引用的都是小同乡。
1931年他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航空署，聘请飞行员，购买飞机。但是所购冠迪司·莱特战斗机十架进口时，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截留六架，谓湖南有飞机四架足够省防之用。当江西“剿匪”已入尾声之际，蒋命令何键交出全部军权。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名吴宗鉴的告诉我，何手下的人都主张如命交出，只有他父亲主张拒命抵抗，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因为他也是醴陵人，而且只因为他年轻稚气，才将此等父兄机密之事随便说出。自1935年后何键只专任省主席，湖南的四个师并航空署并入国军。又两年抗战开始，何键改调为抚恤委员会委员长，湖南省政府由张治中接收。
何键自此失去制造新闻的能力。但是他离任之前仍做了两桩事，值得在此一提。一是他指令枪决一个年轻女人。她父亲在时曾与居留长沙之日人合伙经商，以后父亲去世，她就沦为日人之妾。日方撤侨又不携她而去，因此被押经判枪决。罪决所列通同敌方罪小，而贬辱中华女性地位事大。另外一事则是他发电致毛泽东，当然亦不提杨开慧之事，只说今后并肩与日寇作战休戚与共，义无反顾。
1998年4月9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