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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主持《抗战日报》编辑廖沫沙后为中共高干，也在文革期间受过一段折磨，我称之为沫沙兄，仅仅知道他思想左倾。在他看来，我写那篇文章却是表现我的思想不成熟。也还是不假思索先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随意批评指摘的表现。今日想来，我当日对阶级观念之不够认识，事诚有之，可是并不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而是知识分子与未受教育的群众之间的距离。在中国社会里讲，知识分子也是一种阶级，即传统士大夫阶级的延长。
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之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因为民主即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如传统社会之天下兴亡，全由士大夫阶级包办。俄国的intelligentsia在19世纪即有此种警觉。所谓“民粹运动”（populist movement）者，即由知识分子发起。他们男女都有，放弃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自动下放到乡下当小学教员或是客栈杂货店的经理。可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到底不能成器。乡民无知，不识好歹，反对这群热心人怀疑，或者驱之出境或向沙皇的特务人员密报，此运动也夭折。
以上所说我自己两段人身经历已是五十年前事。当时我也不知道英文中的intelligentsia和俄国的populists。也仍不顾左翼右倾，只是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盲人瞎马的乱闯。1941年我在成都军校毕业后，于国军十四师当少尉排长，足穿草鞋，一个月后已是满身虱蚤，也经常被行伍出身的同事逼着吃狗肉。至此才发觉我们士兵之中有极少数是抗战以前募兵时代的“遗老”。他们希望靠行伍出身升官，和我军官学校出身的利害冲突，也经常想方法和我作对。一般征兵所得则半属白痴，否则亦是痹癃残疾，不堪教练。我可以想象他日我们冲锋时一拥上前，只好不较分寸，死伤狼藉；退却时即作鸟兽散，各自逃命。我和他们勾心斗角后，再度忖量之余，发觉他们入厕时以竹片瓦块当手纸，又不免良久恻然，而深叹人间何世。这时候后方城市如昆明重庆除了少数“发国难财”的外也算是一片赤贫。可是和我们部队的生活一比，又已经是两个世界。至此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未经整体化”（not integrated）的社会。兵士被征入伍，主要的是没有社会地位。若为知识分子，则有各种免役避役代役的机缘。因之“壮丁”被征入伍，用绳子牵套着送来，逃亡时即不需讯问，可以就地枪决。这些事实，成万上千，也不容我们右倾保守即可以在历史上掩饰。而且也因为我们组织上有此弱点，才引起强邻入侵杀进堂奥。
两年之后，我在驻印军当上尉参谋。这时候兵员已经通过一段选择，装备也由美国供给，可是这未经整体化的情形依旧存在。我也知道自己偶一出入于阵地最前方，已经获得各方赞扬。可是有不少的战士，已经两次受伤三次受伤依然派往作尖兵斥候，成日整夜与死为邻。我曾亲眼看到有些士兵一足穿网球鞋，一只登不合尺寸的橡皮靴，在泥泞之中蹒跚。在森林之中的黑夜里我曾亲耳的听到他们谈天，提及“恐怕要到密支那才有大休息哦？”至此已引起无限之同情，驻印军无掩埋队，有些在公路线外人迹罕至的地方战死的士兵，只就地掩埋，情况紧急时几锹黄土也可以算数，也可以想见以缅北之倾盆大雨不几小时就骸骨暴露。也可想象他们也是人子人夫。他们在国内的家属还不知道彼此已是阴阳异途，恩断义绝，却还仍是生死莫卜，将信将疑。偶一开追悼会时，我们听到读祭文中有“呜呼，草长莺飞，故国之春已暮，剪纸招魂，他乡之鬼尤新”的辞句，深觉此情此景屡现眼前，而不能责备军中文职人员舞弄笔墨了。
这和我所说的旅行有何相干？又与此文劈头提出的威尼斯何涉？
因为五十年来的胡闯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许倬云教授曾大书：“革命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曾在法国以“老虎总理”著称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也曾说过，“革命总是一个大整体，一个大方块。”既然如此，则只有带集体性，而无从在每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人身经验之合理合法，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了。
又经过几十年的教学历史，我已发觉到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低层机构，从中还要新订上下之间法制性的联系。这样的改造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即是改革轻易的国家，通常将其问题之一部外界化（externalize the problem），引起兵连浩劫的国际战争，最后玉石俱焚，也并未占到便宜。我初作此说时，还害怕自己过于偏激，所说或有未当。经过最近十年来在各处著书讲学的经验，则更只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
今日还有不少年轻的朋友羡慕日本。恰巧我在抗战胜利之后曾随军赴东北。也发觉到当地好几十万的日本军民，包括不少铁道线上的员工，已被苏联作战俘一并掳去到西伯利亚做工。对他们的家属来说也是生死莫卜，音讯杳然。有些技术人员的家属为生计所迫，以浴室作为澡堂备热水供我们洗澡。我们看到他们太太们也如此下场，觉得过意不去，慷慨的多给几文钱，已经引起她们伏地磕头致谢。后来残余的日本人撤退回国时，也不管他们是掠夺致富或是勤奋起家，每人除随身行李之外只准带约值美金二十元的现钞。1946年的春天东北各城市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老幼的日本人推挽着大车，上置被袱，飘扬着白旗悄然回国。后来又有在秦皇岛和葫芦岛的同事告诉我，每次遣返日侨船未开行时，总有好几个日本人跳水自杀。他们一生经营至此尽成流水，东望祖国又是B-29轰炸后的废墟。从渤海湾面对太平洋已和项羽的不愿再见江东父老一样的无地自容，只好与波臣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