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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也感触到刻下最大的困难仍是时间上的汇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东西两个世界，新旧之间，已开发及待开发国家间和赞成继续突破的人士与主张保卫环境的人士间之冲突。
举一个例：叙述到蒋先生抗战间的经历迟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于1883年，较蒋先生长四岁。在中学时即为足球队四分卫（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一篇文字，提到中国人若要了解美国，不当忽视美国足球在此邦社会上及群众心理上之影响），在他领导之下曾打败所有与之竞赛的球队。他在十六岁提前于中学毕业。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尚在蒋先生投考保定军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前三年。同时本世纪初年正是美国势力向外伸展的时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战时已露头角，可算与马歇尔同事。以后马歇尔主持美国步兵学校即罗致史迪威为他助手。他又在中国以语言军官和武官的资格逗留过十三年之久，不仅巡游南北，而且亲眼看到过军阀混战的情形，尚且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关于中国现局的文字。我们在驻印军时传说“他三年之前尚为上校”，殊不知美国之常备军只有军官二千员，上校已为赋有名望之地位，而且与马歇尔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热。事实上他若不派来中国，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陆之战事，日后树立如艾森豪威尔之功业。所以我们指斥他存优越感，事实上我们也已浅视此人。
叙述这段历史，尚且要顾及两方文教上与习俗间之鸿沟。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后履足东京横滨一带，他给史夫人信里提及，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条锡片的篷盖之下，觅着空隙之地种葱度日，“令人幸灾乐祸地感到愉快”。他又叙述在密苏里战舰上参加受降的各国军事代表，除了美国和中国人之外，英国代表是一只红色的肥饺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肠，加拿大代表看来像靠女人倒贴的男人，法国代表颇为雅致，后面的两个随员则像一对巴黎之流氓，荷兰代表又肥又秃，新西兰代表则像个外行。结论则是“在倭人眼前，这是如何一群漫画中之人物，全人类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表”。
史迪威不会无缘无故地被称为“尖酸刻薄的约瑟夫”。只是与他的抗议直言成对比，我也很难将中国人“非礼勿视”半吞不吐暧昧游离的态度搬出来令外人置信。此即是两方各走极端，1944年之冲突既已无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处置失当，尚可能使中美之间的成见与误解更为加深。
我所谓误解，即是当日问题之由来，实由于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里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蒋先生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干预细节。有如中央大学的学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坝与师生聚餐一次；王缵绪与潘文华不睦有武装冲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风最受史迪威批评，也为他鄙视。然则史氏忽视了一段事实，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实系无中生有，由蒋委员长如是苦心孤诣地勉强拼成。
史将军被斥调回之后，曾愤慨地写出他宁可打着一杆步枪追随朱德。他就没有了解当日中共部队之有效率，正因他们利用国军之上级机构作挡箭牌，所以能全力搞低层机构，因之他们将整个城市文化摈斥不要。只有油印报纸，秧歌舞蹈，以粮券餐券代替货币及银行业务。大部队则纯以无线电联络，干部又经常而大规模的开会讨论以免除固定性和职业性的官僚机构。
国共两方当日不仅有哲学思想作风之不同，并且也在背景环境及时间层次上做法不同。不仅史迪威没有将全局看清，即我们身处其境，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今日则因后续之事迹赋予历史上应有之纵深，也因局势变迁经过一段分散离合两方又有异途同归的形势，于是我才建议引用内外的各种资料重写这一段历史。
博物院供给我两套资料，以成例言，不能算是没有尽极慷慨。可是循阅一遍之后，我仍不得不让你知道我所在困难。即如蒋先生日记之一部分，如果我有机会看到原件，即会如前所建议抽出一部或一本译成英文，内加附释，则我的责任轻，也可望早日出版。可是现在的一部分，只是1970年间筹备党史时所节录，很多引用处只有一句半段不见其全文，计在抗战八年内凡七百八十一条，与古屋《秘录》的二百四十四条比较虽卓有裕如，可是甚为抽象，也相当重复。
这两项书刊相比，节录之处相同的共一百一十二条，内中又有七十一条完全相同，其他四十一条则在文字上有出入，也无法与原件核对。虽说这文字出入不足以变更日记之旨意，我们既引用仍要向读者有确切的交代。美国研究南北战争时南军将领之专家傅义门（Douglas Freeman）考究之彻底，虽一伤重而去世之将领临终之前梦呓之语，亦据数种传说一字一字考证。我人既称史料得自当代伟人之手迹，则无法将如许相差之处略而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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