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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集子收录了我过去曾在各处发表过的二十六篇文字。最早的刊于1944年，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最迟的则出版不久，仿如昨日。虽说当中有些文字带着旅游性质，有的则暴露着个人经历，全书的范围可以概说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之耳闻目见与脑内的构思。积之则提供了他的历史观之侧面背景。正因为其不拘形式可以补助有体系的文章之不足；也因为全书缺乏长篇大论，读者也可信手翻来，随时释卷。
只因为不能令一部书完全漫无头绪，与编辑先生、小姐们商量之后，将这二十六篇归纳为五类，分别为“缅甸战场的闻见”，“五十年来的抚今追昔”，“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实用”，“欧游观感”和“古今人物”。只是这样的分类仍不能全部囊括各篇的内容，也无从避免彼此间的重叠，所以又各用唐诗两句为题。诗歌的好处则是放漫不拘形迹，有时则又辞句隐蓄，不全受一般修辞学的限制。
我想读者具有同感：我们今日已面临着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只举着近身一例：自从1945年内战之展开，已使近两百万的军民，于极短期间自大陆移居于台湾。这即已是中国历史里自洪荒以来未有的事迹。因为如此，再加以很多类似打破纪录的变故，使我们过去用以衡量历史的尺度至此大体失去效用。再瞻望着最近台湾海峡两岸人事的转变，也使我们领悟到内战之真意义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清算有产阶级，而是中国需要彻底改组迎合全世界潮流所带来之不得已的动乱。其中大陆的一部分因为要剔除农村里阻挡着全面改革的各种障碍，所以为患至烈。台湾这方面倒可以因利就便，只引用了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再配合美援，即先期完成了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能迅速地存积资本，发生了领导的作用，这不可能在五十年前一眼看清。也因为如是，当日各方面依据意识形态所写的历史也因为时过境迁，今日都亟待修订。
有了这半个世纪的动乱，我们也可以看出：历史之发展如仅以各人的人身经营评判，有时也确是残酷少恩。中国法家所谓“天地不为尧舜而有，亦不为桀纣而亡”的说法，也能在很多的场合上适用。可是在长期间里引用着超过人身经验的眼光看来，历史之衍进却不可能全部出诸偶然，到头也仍具备它的合理性。此中的关键在我看来即是黑格尔和卢梭所说的“公共意志”（general will）这一观念之不可磨灭。
大凡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遇到社会环境剧烈的变化，承受着内外空前压力之际，人民铤而走险，在此时发生战争与暴动，初看起来，必是激情多于理智。一到事后，有了前后史迹之纵深，则使我们了解当日牺牲了十万百万以上的人命，决不可能仅因少数的人一意为非作乱，其他则盲目附从。尤其因为这种行动所造成的局面几十年后尚不可逆转，更不能轻易地指斥其为一种错误，免不了当中尚有公共意志在。在这种情形之下，纵使此局面与我们个人的志趣和期望相违，我们也应当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虚心考究其积极性格。
中国历史里虽然没有与刻下完全相同的前例，可是经过长期大幅度变动之后重新创造帝国的事迹却也有好多起，当中以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通过魏晋南北朝之一段分裂的局面至隋唐之勃兴的例子最为显著。当日法制简单，中枢的存在全靠能向全民直接地抽税。思想上的统治则依赖于汉武帝时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学说以儒家、法家、阴阳家利于中央集权的教条混合一起解释而为自然法规（natural-law），再加以东汉以来注重星象图谶等神秘力量作行政的支撑。一到公元3世纪“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亦即是将小自耕农兼并，将以前向政府当兵纳税的人收束为奴，并为“部曲”，中央政府一筹莫展。一到内忧外患兴起，各大姓更筑“坞”自卫，有了私人军事力量的根据。统一的中央政府既失去了凭藉，此期间道家和佛教思想风靡一时，也不过在注重各个人之超脱，中国缺乏有体系的组织逾三个半世纪。
我们再翻阅重新建造新帝国的程序，其历时之久费功之多，远超过以前的想像。最初主持重新统一之工作者不为李唐王朝，也不是杨隋王朝，而是北魏拓跋氏，亦即迄至公元3世纪汉亡时仍无文字无居室的游牧民族。从本书“崔浩”一篇也可以看出，当日拓跋民族利用了他们人文简单的长处，在初期汉化的过程中采取了南守北攻的政策，将其他游牧民族强迫改业为农民，构成了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新国家，不到羽翼丰满不问鼎中原。有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政府才能确切地掌握到全民。以后纵再度经过分裂与合并，汉化与反对汉化的各种阶段也透过了北齐与北周，仍然由于这小自耕农为主的体系才能奠定了隋唐大帝国全体人民当兵纳税的基础。以后的租庸调制、府兵制、律令格式等等系列无不依靠这下面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为基础。这样一来，新帝国近乎人工孵育而成。所有高层机构、低层机构及当中法制性的联系全未得到由刘汉王朝遗传过来的好处。这种亘世纪超过人身经验，也透过朝代的筹划，除非我们相信冥冥之中确有天神作主，只能称之为公共意志之所获得的成果。即像崔浩本人死于非命，在历史家的笔下也只成为了一个三等角色，却已在言行之间表示着这样一段公共意志的存在。
恐怕刻下不少的读者还没有想到，今日之中国不论是在大陆或是在台湾，也是由重新创造而产生。彼此得自满清的都很少。不仅在法律、军制、财政、税收以及思想信仰各方面都与前朝缺乏联系性；又纵算在社会价值（social value）的一方面保存了一些昔日情调，这样的价值至今已只能作为私人操守之南针，已不复为组织国家与社会之纲领。如果本世纪的初年中国还是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迄至世纪之末已是“十年之后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社会。这也就是说，以前全靠宗族邻里乡绅保甲以传统道德保障治安，今日之中国则已进入一个带高度竞争性的世界里，以国民经济的活力为衡量国运盛衰的尺度。以当中几十年内变化之大则可以想见改革过程中动乱程度之深。
在最近十余年内，我已经在各处用中英文发表，以上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国民党与蒋介石因着抗战替中国创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和毛泽东则因借着土地革命翻转了大陆农村的低层机构。于今邓小平等人则因着经济改革，有重新敷设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之趋向。要是其间功绩不归于各个人，至少要归于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其所以如此，也还是当中有一个中国人公共意志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