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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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后，顾立雅开始利用几次考察所得，结合书面文献撰写学术论文（后来收入他的论文集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Culture），但论文过于专业，在几位热心朋友们的建议下，他开始用通俗的笔法写作《中国之诞生》，他后来回忆说前后只用了6个星期的时间就完成了。顾的序言写于1935年8月16日，由此推测他的写作时间大概是6—7月份。5月份的安阳之行也成为他的最后一次考察，此后不久他就回国任教了。
《中国之诞生》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外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也很快看到了，对于他们的反应，顾立雅的学生许倬云（也是早年李济的学生）有如下回忆：“顾立雅非常聪明，他也弄商代历史，曾到北京和董彦老他们几个讨论安阳挖掘的事情，跟着梁思永住在安阳。在那里看了一阵子之后，中文报告还没出来，他英文的简报就已经出来了。他写的这本书The Birth of China，一炮打红，写得实在是好。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新考古学的西洋书，肯定中国殷墟考古的成就。虽然只是一本小书，但是大纲大目都没错，写得很全。但李济老对顾立雅却有意见，他说：‘我们还没有发掘报告，他已经写了一本书了。’后来，我回国后跟济老说：‘不能怪人家写得快，只能怪我们自己写得慢。’”（《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先生一生回顾》）可见学者之间既有友谊，也有竞争。但无论是友谊还是竞争，都有助于推动学术的发展。
1986年3月，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在芝加哥召开年会，其间特别举行小组讨论会，纪念《中国之诞生》一书出版50周年，并研讨此书对国际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81岁高龄的顾立雅应邀发表演讲，谦虚地说这只是一本“通俗读物”。和他后期的高深作品相比，这本书也许显得有点简单，但它对顾立雅此后的学术发展无疑起到了奠基和确立方向的作用。
顾立雅在北京期间除了学术上的收获外，还有物质上的收获。他在勤奋研究和写作之余，也留心收集商周古物，除了十数件商周铜器、骨器、蚌器、玉器之外，最重要的收获是43片甲骨。1936年回国时，他将这批甲骨带到了芝加哥大学供教学之用，但在1986年捐献给芝加哥大学美术馆之前，甚少有人知道。1940年代陈梦家和董作宾这两位著名的甲骨学家曾先后在芝加哥从事学术研究，但在他们的专著里，都未见有关这批甲骨的片言只字。1976年周鸿翔在他的《美国的甲骨收藏》（Oracle Bone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也没有对顾氏收藏之甲骨的任何记录。1986年顾立雅将自己收藏多年的甲骨和其他古物捐献后，芝大美术馆曾将这批藏品特别陈列，公开展览，照片后收入《礼仪与崇敬》（Ritual and Reverence：Chinese Ar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9）一书。无论是看过原件还是图片的学者们发现，顾立雅在《中国之诞生》讨论甲骨文一节所附的7张图片（原书22与23页之间）的说明文字需要做一点修订。他在说明中指出“这7片甲骨中除了右下角的一片属于Dr.Cyrus Peake之外，其余均为一未署姓名的私人藏品（the remainder in a private collection）。”现在看来，这6片实际上是顾氏本人在北京时所收集的甲骨的一部分。
顾立雅是最早参与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就必须先理清古代的历史。中国文明不是已经死去，而是仍然鲜活，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380页）顾立雅早年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基本上只使用书面文献，到中国后，他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把“纸上之遗文”和“地下之实物”结合起来，这种二重证据法大大提升了他的学术研究的水准。顾立雅说他自己在写作《中国之诞生》商代部分时曾仔细研究过“219份西周金文和113份东周金文”。（《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266页）这样扎实的功夫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史语所对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曾得到美国方面的支持，这主要得力于毕士博（又作毕安琪，Carl Whiting Bishop，1881—1942）和李济的牵线搭桥。毕士博是著名的东方考古学家，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助理的身份在中国进行考古挖掘，1923—1927和1929—1934两度作为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代表常驻北京。1924年毕士博在北京见到了回国不久的李济，李是最早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的中国学者，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意向。弗利尔美术馆先是和李任教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合作，并把山西作为考古挖掘的地点。1928年清华国学院解散后，李济移席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并担任考古组负责人，于是双方的合作移向殷墟考古。1929年春和同年10月李济领导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屯发掘均得到弗利尔艺术馆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在经费方面。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合作到1930年就中断了。
毕士博在顾立雅留学北京期间曾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在《中国之诞生》出版之际应顾立雅之邀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此书是“迄今西方对于青铜时代中国最好和最完整的描述”。（《中国之诞生》英文本第9页）
原载2013年12月18日《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