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英译问题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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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论语》译本（Confucian Analects）自1861年问世以来，一直是西方汉学的经典之作。理雅各无疑是19世纪儒学造诣最深的外国学者，但对于中国圣人的语言和思想有时也难免感到困惑。
《论语》中最让理雅各困惑不解的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子罕》篇的首句。理雅各将这句话译成：The subjects of which the Master seldom spoke were—profitableness, and also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perfect virtue。按照理雅各的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利、命、仁这三个问题。在整个《论语》中，孔子确实很少谈利的问题，但谈论命特别是仁的地方却很多。理雅各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给出上面的译文后，他加了一个注释：“《论语》第四篇几乎都在谈仁，仁无疑是孔子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命题，这里说孔子很少谈仁，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知道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理雅各第一个发现的，中国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并且想出了解释的方法。何晏注云：“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昺疏云：“此章论孔子希言难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能及之，故希言也。”何晏与邢昺的解释前后呼应，都认为利、命、仁三者，常人难做到，所以罕言。在何与邢之后，还有一些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其中朱熹无疑是最权威的，他在《论语集注》这一句下写道：“罕，少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但这种解释过于牵强。《论语》全书中“仁”字出现一百零八次之多，几乎每篇都有，根本不希罕。而且“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孔子学说又如何建立呢？
1930年代初，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在细读理雅各的《论语》译本时注意到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句话的翻译和注释。他认为理雅各太迷信何晏、朱熹等人的权威解释，所以把“与”理解为“和”，这样就造成了翻译的困难。卜德认为要解决这个困难，必须打破权威。“与”在一般情况下理解为一个连接词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词。为了支持自己的看法，卜德翻阅了不少古籍，并找到了一位知音——宋代学者史绳祖，他在《学斋占毕》一书中举了《论语》里四个“与”作为动词的例子：（一）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述而》）（三）吾与点也。（《先进》）（四）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在此基础上史绳祖给出了自己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独到见解：“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当以此句作一义。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句别作一义。”参考史绳祖的意见，卜德认为这里的“与”应该是“许”——“认同”的意思。根据这一理解，他把这句话翻译成：The Master rarely spoke of profit.But he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appointments of Heaven, and also gave forth his ideas concerning perfect virtue.
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与”理解为一个动词，还可以找出另外一个理由。卜德发现，《论语》中在列举多样事物时，一般很少用“与”来连接，以下四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二）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四）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根据这样的结构特征，特别是参照“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来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句中的利、命、仁如果是并列关系的话，行文不免显得相当累赘，远不如“子罕言利命仁”来得简洁。
理雅各在翻译《论语》等儒家经典时，经常参考阮元刊刻的《皇清经解》，收入其中的《四书考异》（翟灏著，卷449至484）在讨论《子罕》篇时曾引用史绳祖的观点，但理雅各显然没有留意，这让卜德感到遗憾。而让他更觉遗憾的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几位重要的汉学家和《论语》译者——顾赛芬（Seraphin Couvreur）、苏慧廉（William E.Soothill）、卫礼贤（Richard Wilhelm）——都没有能够超越理雅各，都在各自的翻译中将“与”作为连词来理解，而中国翻译家也是重蹈覆辙，辜鸿铭的译文是：Confucius in his conversation seldom spoke of interests, of religion or of mor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