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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印两方消释敌意，此等纠纷应不难解决。
此外中国人务须拒绝接受不断在与印度竞争互较长短的说法，两方的不同主要由于地缘政治。印度因“囊袋”地形，历史上无组织常备军长期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事例，如是缺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由于事实上的需要，印度人尽量的放纵想象力，不论是宗教教义或文学，他们制造一套大系统，将一切兼容并包。凡逻辑不能到达之处则委之以来生再世。品物只有前后高低，没有好坏。但是从查支曼尼的体系看来，他们已将神学与经济浑然构成一体。即是尼赫鲁的不结盟方略，也仍是源于印度教一切兼容并包的传统。
从广义的宗教眼光看来，中国也是一个宗教性格浓厚的国家。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有在血缘关系中求永存的意义。既然将生活之目的与生命的意义都放在敬宗法祖的前提下，这也就是一种宗教思想。表面看来这与神秘主义无涉。但是生命的起源于宇宙的终结都不是人类知识所能掌握的事物。我们对这样一个未知数如是的虔诚崇拜，这样的信托，也就不期而然的沾上神秘主义的用意了。事实上中国的专制政体与宗法社会互为表里，通过朝野上下，也左右着农村组织与农村经济。
印度的放纵想象力与中国的严守纪律接受仪礼都曾使两国文化发扬过一段灿烂光辉，也都在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之下不能立足。这一切经过不是任何人物任何朝代所设计制造，而是由环境及往事的要求长期演进而成。即是尼赫鲁自己也说过：“中国与印度都担当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样的发展与民族之优劣，个人之贤愚不肖无关，尤无互相竞争的态势。
在改造或调整而接受西方体制时中国所受内外压力远较印度所受为大。（吊诡的是印度已受英人统治，反而无救亡图存的情势紧迫。）所以推翻专制，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武力统一，八年抗战后紧接着又是四年内战，以至土地革命、文化大革命，岁无宁日。只有事后看来，方能看透当中的逻辑。从一个“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改造而为一个现代社会，影响到十几亿人的衣食住行、思想信仰，不是那么一件容易事。今日的读者可能不满于毛泽东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可是大约同时间鲁迅、茅盾、巴金等所发表的文字也是同样的如火如荼。尤以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出，古籍里的“仁义道德”，细看全是“吃人”。这样的著作能在当日畅销，也只表示内外情势逼迫，全国知识青年已准备行动作天翻地覆之壮举。
印度未走上这剧烈的道路，一方面固然由于反暴力和非暴力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背景上缺乏如中国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的体制，足以作为革命的对象。英国可以用不合作的方式使之退转，苏联与美国可以与之周旋，既未在行动之中产生一种新的军事管制力量，那也就可以直接进入民主体制，让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了。只是有其利则有其害，如是和缓的改进，有时看来好像凡事保持原状（status quo）。乡村中原始分工合作的办法可能由城市中开设工厂而瓦解？基本的生产不能改进而能执行全国的计划经济？有些印度人已在质疑。但是这不是旁人可以越俎代庖可以解答的问题。
总之，针对世界局势的大转变各民族和国家的决策，显示着内外所受冲击，也反映着个别的历史背景，长期的追溯过去，则牵涉上天候与地理，中国与印度的表现不同，但不能让旁人指说，参与某方面的竞赛。在公元之前3世纪，孟子即告诫不要“好为人师”。蒋介石与尼赫鲁都已犯上了这样的错误，可为殷鉴。
写到这里（5月28日），内人格尔进来告诉我：电视快报，巴基斯坦也针对印度的挑战，作核试爆五起。这更应当促使中国置身于印巴宗教冲突之外。本来中巴的连横，一方面是防备莫斯科与新德里之合纵。现在苏联既已解体，是好是坏，印度与巴基斯坦又在核试爆之气氛中再度表现她们力量的平衡，北京更当心安理得无所偏袒，只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国际间紧张的关系放松，不再像第一次大战前的列强一样，纵使自己的国运决定于国土之外，并且以目前的形势加入与己无关之宗教冲突，进入核竞争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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