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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或许令罗马帝国的最后遗迹也销声匿迹,但拜占庭的学术之光却是任何事物也无法扼杀的。难民纷纷涌入欧洲,带来了希腊与罗马文明残留的璀璨瑰宝。第一缕人文主义的光辉照亮了西方的灵魂,而西方也以最强烈的热情张开双臂迎接拜占庭赐予的珍贵赠礼。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局部拓本数世纪以来广泛流传,但如今欧洲也同样接受了柏拉图和德摩斯梯尼,为《伊利亚特》喝彩,也为色诺芬和埃斯库罗斯而着迷。拜占庭的流亡者们讲述各类杰出人物的故事,从彼特拉克到薄伽丘,富有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对拜占庭来的演讲家深感兴趣,因此出资兴建了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这些行动导致了一场复兴运动,也就是后人所称的著名的“文艺复兴”,在这一阶段,西欧世界重新寻回了自身的根基。
另外一些流亡者逃到了俄国,最后的自由东正教大国,试图重新追寻拜占庭帝国的梦想。众多广阔的北方土地上的国王已经沿用了拜占庭的字母系统,以及东方的灵魂,他们十分欢迎这些逃亡的人民,这些国王以“沙皇”(Czar)自称,即“恺撒”(Caesar)的斯拉夫语形式——同时以双头鹰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拜占庭艺术与当地的艺术风格融合,继续在整个巴尔干及北方地区发展繁荣。俄国人也未曾忘记曾经沐浴的君士坦丁堡的荣光,对此的渴望成了俄罗斯帝国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他们深深陶醉于拜占庭的辉煌,甚至后世的领袖也是如此。这片广阔土地上的人们视曾经的辉煌记忆为宝贵财富,将历史的变迁当作深刻的教训,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仍然对西方充满怀疑和质问,就像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浮的阴云。
然而,拜占庭帝国最为光辉伟大的继承者无疑当属东正教会。教会深受19、20世纪民族主义的影响,成为联系曾经帝国的人民与过去的光辉时代的文化宝库。如今,拜占庭的雄鹰依然在阿尔巴尼亚、黑山共和国等众多国家的旗帜上闪耀光芒,虽然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本土教会文化,他们依然从拜占庭帝国继承了同一份宝贵遗产。162
唯有在西方,曾经的故事几乎彻底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深处,虽然如果没有拜占庭的光辉,中东和欧洲的历史不过是无数破碎的片段,晦涩模糊、令人费解。当那恐怖的一天过去,土耳其军队大炮炮口萦绕的烟雾彻底散尽后,新的世界已然改头换面。中世纪的黑暗彻底过去,西欧正处于文化空前繁荣进步的前夕。距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仅仅过去了三十五年,迪亚士便环游好望角,打开了通往印度的航路,而后仅仅过了四年,一名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意大利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借助一部翻译来的拜占庭文本——托勒密的《地理学》,发现了美洲大陆。
蒸蒸日上的大航海时代即将到来,人们并没有多少心思去追溯久远模糊的拜占庭记忆。这座庇护了欧洲近一千年的伟大堡垒如今已掩埋在历史长河深处,“拜占庭”一词也逐渐转向代指这座城市的人民,他们的形象通常复杂难辨,带着阴沉不祥的气息。这样的形象显然是对拜占庭的深深误解,与真相背道而驰,并且彻底否认了欧洲从帝国的历史及榜样中吸取到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尽管与西欧发源于同一文化根基,拜占庭却在教会与国家、信仰与理性的紧张关系之间寻求到了自身的微妙平衡。帝国的广阔土地上充满着众多不安定因素,虽然时常遭遇挫折和踌躇,拜占庭帝国依然拥有自身的宝贵遗产,维持了超过一千年的稳定团结。
拜占庭帝国的优美画卷之中,最伟大的悲剧并非最终的陷落,而是长久以来世人的忽视,无人耳闻帝国历史的回音,也无从吸取教训。然而,对那些有幸亲眼看见的人而言,破败而衰朽的狄奥多西城墙依然耸立在马尔马拉海到金角湾的广阔土地之间。这堵城墙是五个世纪前的辉煌史诗存在的证明,罗马帝国不可动摇的历史见证者——经历了一位奥古斯都的耻辱而屹立不倒,却随着一位君士坦丁的英雄主义情怀消逝于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