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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这种说法时,我当然知道我没有实切的证据为凭藉。即以上诸人尚且未曾以上述的行动作为他们自己一生事业之总汇。那我岂不是替人作义务宣传而冒犯着一个平白招讨没趣的可能?
说到这里我又不得不申明:现代历史家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褒贬”。除了一些考据的工作之外,也不必引用证据。最重要的,他应能将已经发生的事迹,面对着现状,解释得两头合理化。如果他有了充分之理由,即应当争取主动。因为刻下之目的,不在替任何人争取历史上的地位,而是使下一代的人士明了他们自己的立足点。
上述的三段改革在中国历史里尚乏成例,在欧洲初期的现代史里却有不少类似的事迹,此间已不及一一叙及。总之则我多年的著作大都与这主题有关,当中一定有局部的错误,也容以后发现更正。这一体系之理论能够与读者见面则是每一册书内都能保持其前后之联系,各书间也能保持彼此之联系。换言之,我的“证据”即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古今中外的事迹都可以穷极其因果关系,解释得合理化,也与刻下所述的改革衔接。计有:
⊙《万历十五年》,这是传统中国政治社会的一剖面,虽说所叙的为晚期,当中组织结构之纲领,一直可以引用到上述改革之前夕。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从春秋战国叙至明朝的登场,可是也仍引用现今改革后之立场作基点回溯前去。所以在“开场白”里提及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晴”,“完成了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条件”,中国历史“正式与西洋文化汇合”。各篇曾在《中国时报》刊载。
⊙《资本主义与21世纪》,分述历史上其他国家作类似改革的程序,已在《历史月刊》连载,单行本筹备已久,希望最近出版。
⊙《放宽历史的视界》,大致以论文的方式从明清叙述到现今改革之前后。
⊙《中国的大历史》,将以上各书内容按时间的顺序综合。也加强了明清及民国初年的叙事部分,希望能接近初学者,已由《历史月刊》及《民生报》连载。单行本预计明年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