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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理、庞德认为这句话含有姑娘被诱奸的意思，庞德甚至认为强奸已经得手，姑娘的贞操也像鹿一样死去了（dead as doe is maidenhood）。这些理解实属过度阐释；还是理雅各说得比较在理，他认为这句话是姑娘“警告她的求爱者离开”（warning her admirer away）。更准确地说，是警告他不要动作过火。
这里的一个关键是如何理解“无使尨也吠”。如果姑娘害怕被人强奸，她应该让尨（猛狗）狂叫起来才对，为什么反而害怕狗叫起来呢？她无非是担心动静太大，容易引起别人特别是家长的注意而已。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解释“尨吠”这一问题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王涯《宫词》：‘白雪猧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吠晚萤’；高启《宫女图》：‘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可与‘无使尨也吠’句相发明。……而十七世纪法国诗人作犬冢铭，称其盗来则吠，故主人爱之，外遇来则不作声，故主妇爱之，祖构重叠。盖儿女私情中，亦以‘尨也’参与之矣。”领会钱先生的言下之意，此时这位中国姑娘的心情应和那个法国主妇相似，她表面上很严肃，而其实对小伙子还是很有意思的，只是警告他动静不可太大。《郑风·将仲子》中亦有此意，其中的姑娘虽然很想念仲子，而又担心他行动过火，将引起“可畏”的“人言”。
傅汉思在解释这首诗时引进了一个前人未曾论及的原型模式：“即猎人追逐（有时是猎杀）鹿的行为等同于男人追求（有时是强奸）女子。”（中译本第11页）他指出这样的模式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民间故事和文学传统中频繁出现，比如《浮士德》中的欧福良就把他所追求的姑娘比作“脚步轻盈的小鹿”，而把自己称作“猎人”（第三幕第二场）。此外他又详细分析了英国民歌《三只乌鸦》和德国民谣《夜猎者》中的猎人和鹿的原型。这样的分析无疑非常富有启发意义，也充分显示了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宽阔的比较文学视野，与钱锺书先生一贯主张并付诸实施的“打通”中西相视而笑。
这样的视野贯彻了傅汉思先生的全书，读来极有兴味，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尤其是如此。本书的译文流畅优美，读来让人不忍释卷，充分显示了译者很好的中西文学功底。
傅汉思先生把《召南·野有死麕》放在“人与自然”这一类（第一章），放在这一类别中讨论的第一篇是萧纲的《梅花赋》，该赋的前半描写梅花（1—32行），后半描写宫闱佳丽（33—52行）。开宗明义，书名也就由此而得来。《野有死麕》是接下来的第二首，第三首是另一篇《诗经》作品——《桃夭》。傅汉思认为这首诗描写的是自然与人事的和谐，“它赞美新娘就像桃树一样——二者都青春勃发，美丽动人。同时，它也起到咒语的作用，试图把桃树丰产多子的特性传递给新娘。”（中译本第37页）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桃夭》采用的是比较典型的比兴手法，《梅花赋》则基本继承了这一手法：“诗人在形容梅花的时候间接地描绘了宫闱佳丽的形象，而在描绘宫闱佳丽的时候也间接地形容了梅树的形象。”（中译本第8页）所以无论是梅树，还是桃树，都是用来起兴的。按照这样的思路，傅汉思认为那头野地里的死鹿也有同样的功能，它间接地形容了那个怀春的少女。显然，傅汉思在那个原型模式——猎人追逐（有时是猎杀）鹿的行为等同于男人追求（有时是强奸）女子——中更倾向于“有时”的情形，也就是说，他在以往的解释中更倾向魏理、庞德，而不是理雅各。但这样的理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夹在《梅花赋》与《桃夭》之间的《野有死麕》大抵是叙事，也就是“赋”。不错，中国诗人确实“常常感觉到‘寄托’某种情感的需要，即将此情感联系到某种具体的物件、形象、景色或自然现象之上。”（中译本第38页）这个讲究兴寄的特色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可是我们知道，除了“比”、“兴”之外还有“赋”，而直书其事的“赋”乃是最常见、最基本的表达方式。
联系《郑风·野有蔓草》来看，事情将更加清楚。魏理认为全部《诗经》按主题可分成十七类，在爱情诗这最大的一类中他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野有蔓草》。傅汉思选译的八首《诗经》作品也可以说全是爱情诗，而直接归在“爱情诗”一类（第五章）中讨论的只有两首，即《郑风·野有蔓草》和《陈风·月出》。《野有蔓草》诗云：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