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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尚未提及的其他六篇,初看好像另成一系统。范围牵涉到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内容则又概括经济与宗教。其实一言以蔽之亦无不涉及“关系”。我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曾服役于印度和缅甸,战后又驻留日本三年。此外,三十年前在纽普兹教书的时候,因为学校里规定亚洲系的教授须共同讲解东亚国家概况的一门基本课目(以作国民外交的准备,当日为所有的学生必修),已经注意于这一整个区域之发展。同时以后环顾内外也深觉得对这些国家的最基本之认识为我策划的“中国大历史”之所必需(司马迁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犹且将《南越列传》写入《史记》)。读者必须注意21世纪中国的前途将部分由周边国家的出处决定,有如在20世纪日本与美国的命运半由中国决定。当一个国家再造之际,它发动重订“关系”的冲力,必较其他相当平稳的国家之影响为大。此非单独的计算这些国家之军备与实力时所能预见或概括。
有了这样的交代,以下各篇宗旨不说自明。《东南亚金融风暴》经过钱果丰博士过目,并指正原稿的错误数据。(当然,文中的立场和尚有不妥的地方由作者自己负责。)他是香港行政局议员,英之杰财团董事长,和我为世交。
其他各篇写《印尼的彷徨》、《印度教与核威胁》和《日本,Nippon, Japan》。其中有一点要再三着重申明:各篇提及不同的宗教,从一个学历史而注重唯物的人看来,它们的不同特色,大都由于地缘政治的差异之所致。此一点必与很多信教虔诚的人和唯心专家所见有距离。
虽然如此,如何概括本书,既是人身经验,又牵涉地缘政治?
让我这样说吧:这是一本随笔,出入于历史的边缘和侧后,也渗入了某些“寡人好勇,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的成分;不过和作者所著其他书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来,今日各种关系丛集,有令人无法抽身之感。
黄仁宇
1998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