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胜利 (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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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政变的第二天，俄联邦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在前往莫斯科郊外的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路上，发现便衣克格勃军官就像前一天一样，一直“护送”着他。科济列夫想乘飞机前往巴黎，但是他没有机票，而且他不确定自己能否离开莫斯科。他是代表在白宫前筑栏防御的政府，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
叶利钦已命令他的外长去国外争取西方领导人和公众对俄罗斯反对派的支持。科济列夫最终的目的地是美国——准确地讲是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如果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叶利钦遇害或被捕，科济列夫将建立俄罗斯流亡政府。叶利钦还把忠诚于他的助手派往了家乡，也是他本人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乌拉尔地区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俄罗斯的地理中心”。正如叶利钦后来对布什所说的那样，他派他们到冷战时期的苏联“仓库”成立另一个政治中心。
科济列夫把他的妻子和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小女儿留在了莫斯科。在短期内，他们再度重逢的希望十分渺茫。尾随科济列夫的克格勃官员并没有阻止他买机票，或是不让他离开苏联。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到阻拦科济列夫的上司命令。克留奇科夫根本没有下令阻止反对派领导人，包括叶利钦本人离开苏联。科济列夫有印象，几位克格勃便衣说了句：“我们让他走吧。”于是，科济列夫离开了。
飞往巴黎的三小时航程让科济列夫有时间整理一下思绪。他是一位职业外交官，曾就读于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他后来承认自己是在克格勃的帮助下进入该学院的），他和他的老板叶利钦一样，在第一次国外旅行来到一家美国超市时，他开始质疑苏联的意识形态，并将这种怀疑付诸实践。
让这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深感惊讶的不仅是充足的食物，而且是超市里的消费者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黑人和拉美人。作为一个爱国的苏联人，承认西方给资产阶级精英提供丰富的物质产品是一回事，而当他看到宣传中那些被精英阶层剥削的蓝领工人和少数族裔也能享用这些连苏联官员都梦寐以求的商品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随后，他买了一本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作者的故乡这是一本禁书。科济列夫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凳上一天就读完了这本书。最讽刺的是，他读的是英文版的俄罗斯小说。他把书丢在了公园长凳上，不敢把它带回自己居住的苏联外交寓所。让科济列夫惊讶的是，他在书中没有发现任何反苏的内容。那么这本书为什么会被禁呢？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反苏，只是他没有亦步亦趋地紧跟苏共的路线。被丢弃在中央公园长凳上的除了《日瓦戈医生》这本书，还有他对苏联制度的信仰。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他仍属于这种制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私底下他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位“反苏人士”，也就是克格勃所指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外交部，包括科济列夫在内的年轻外交官们循序渐进地推着他们的老板，其中也包括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将定义宽泛的政治“公开性”政策转变成为国际上都认可的让民众拥有言论自由权、拥有人权的政策。科济列夫从不信任戈尔巴乔夫，对他而言，戈尔巴乔夫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是苏共官员。而叶利钦则完全不同，他公开背叛了苏共。
科济列夫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苏联外交部管辖下的董事会主席一职，转而接受了近乎虚职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一职。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外交部不同，俄罗斯的外交部在海外根本没有代表，也不参加联合国的任何活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苏联一样都是联合国的成员，俄罗斯却不是。科济列夫知道，只要他加入了叶利钦及其团队，他就成为了反对派，但是他预见一个全新的、民主的俄罗斯将会产生，所以他甘冒风险。
在俄罗斯议会举行的科济列夫的任命听证会上，这位即将上任的39岁的外交部长描述了自己的设想：“民主的俄罗斯应该会也一定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同盟，就像集权的苏联天生就是西方的对手。”然而，政变不期而至了。跟随科济列夫一同离开苏联机构、进入俄罗斯外交部的人，都站在叶利钦的身后支持他。他们坚信民主的俄罗斯将会和西方结盟。现在，关键问题在于西方是不是也这么想。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意识到，真正的斗争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党内强硬派的斗争，而是民主的俄罗斯和操纵政变的军政府的斗争，军政府的上台威胁到了全世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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