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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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不是批评白修德之不诚，我与白无一面之缘，倒有共同的友识，知道他立场之诚恳。他的回忆虽非忏悔录，可是他也曾将自己大小犯规之事，甚至虚伪之用心全部托出。至于揭穿黑幕（exposé）更是美国新闻从业员一脉相承的基本工作。其带着理想主义，起先对中国期望过深过速，以后失望之后反应过激，也非白氏特色。《新闻周刊》之艾萨克，前已提及。而在他们之前于20年代来华之盛安（Vincent Sheean）著有《自我历史》（Personal History）对武汉左翼政府特别同情，更是他们两人之前辈。
白修德指摘中国国际宣传处希望左右海外视听（何种政府不如是？）事诚有之。说他们说谎欺骗，则言之过甚。《追寻历史》里提供的制造统计数字，夸称战胜，获得“武器无算”等等并非蒋介石所发明，也非国民政府之新政策。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产物，而且因文化与组织而存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深度里去。因为国家之构成即系金字塔倒砌，历来利用想象力及纪律的成分多，施展实际技能的力量少，真理总是由上至下，其“假信为真”（Make Believe）既如“皇帝之新衣”，尚且与詹姆士（William James）所提倡“以意志力去相信”（Power to believe）接近。这一套只能在简单农村社会闭关自守，因此知识分子能担当其成果，又不向其他人负责才能广泛的利用，此亦中国官僚主义之一大特色（与犹太人为一种城市文化私人财产权巩固最为径庭）。蒋介石承袭这办法，乃因新的下层组织尚未构成，法制未备，统计无从着实，这也是我经常提及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之由来。所以国民政府至此自食其果，并非创造原因，所谓“歼敌三万”，前锋部队却又向后方“转进”，并非仅以蒙蔽友邦，实际也在欺哄自己，所以也可以当作当日骑虎难下苦肉计中之一部。
我们在1940年代对白氏生气，不仅因他使我们的幻梦无法实现，而且我们已经难于维持的士气，至此更一落千丈。1949年后我在东京驻日代表团任团长之随从副官，团长朱世明将军就常向美国新闻记者发牢骚：“要是希特勒取得邓魁克之日，有了你们诸位先生高唱英国完了，英国也可能真的完了。”有时白修德的上司前国际新闻处处长董显光也在座。
可是几十年后看来，白修德在追寻历史，他并未制造历史。他在《雷霆后》里已写出：“在我们这一代希望中国安定，可算幼稚。中国若不改变，则会死亡。”同时他在《寻觅历史》里也写出，国民政府控制着前方的军队，与军阀构成必要之联盟，又靠着仅有的几条公路下达乡镇，内有保甲。所谓政府仅此而已。保甲之下，另有政府。这样，即自他的文字看来，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新中国的贡献，乃是制造一种高层机构，完成抗战，使中国不致沦亡。要想改造中国的低层机构，则除非大规模的输血，只有开刀。如此也可以看穿共产党与毛泽东所走的路线了。总之，使一个庞大的农村社会改造而为一个商业化，凡事用数目字管理的社会，已不是道德问题，而为一种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从生理上想，有等于一个动物之脱胎换骨。1940年间，白修德和我们自己都没有看穿当前问题之庞大。即蒋毛杜马诸人也不可能一眼看穿他们所面临问题之实质，因缺乏历史之纵深也。
1960年间白修德向《新闻周刊》的访问者说起，他以前没有看清蒋介石手中问题之复杂。我因共同友识的介绍，写了一封信给他，他也回了一封很友谊的复信，嘱我任何时去纽约，可以告诉他，他将邀我一饮，只因彼此各处奔走（我当日在密歇根和伊利诺，以后又去英国；他在这期间写每四年一度的大选），这邀请未曾兑现。1979年中国大为开放；我又写了一封短信给他。至此我对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的看法较前更为坚定（重订上下间法制性之联系仍为艰巨的工作）。只是也不愿在大作家面前自称此为个人创意，所以嘱他此信过目之后可以归档于字纸篓，信去之后，也已忘却。不意一年五个月之后收到他的复信，影制如件。这次由他提议看我，可是我也始终没有接到过他的电话。如是又五年。1986年一个早晨阅报，发现上有白修德的讣闻与照片，他已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现在距他逝世又已五年，这信之发表似可当作历史文件看待了。
1991年6月2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THEODORE H. WHITE 168 EAST 64 STREET NEW YORK N. Y. 10021
February 24, 1981
Ray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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