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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的故事尚可以在本人荣衰之外解释。中国的专制皇权建立在亿万军民之上，亦即皇帝不待中层之诸侯即可以向全民征兵抽税。东汉之灭亡，即因各达官要人豪宗巨姓私自设坞（碉堡等防御工事）结盟，皇室失去这样的力量。曹家之魏频年征讨，司马家之晋并且以宗室为王希望能统治这些基层机构里的分化力量，都没有达到这种目的。及至“五胡乱华”，各部落间的酋长更是新贵族，据《晋书》所说，更在华北构成胡汉合作的“堡壁”三千多所。
北魏的政策，先不直接去与这些有军阀性格的力量冲突，而是建造自己的新生力量。在军事上以大规模的包围方式囊括游牧民族的全部人马，牛羊即分散，其酋领及家属无少长处死，人民则计口授田强迫地改为新朝廷的农民。如果崔浩之父崔玄伯不是这政策的献计人，至少也参预谋划。他的传记出于《魏书》说及他建议攻胡，也在拓跋跬消灭匈奴刘卫辰部时出现（后单于曾降汉赐刘姓）。
这样的整备需要长久规划，不到本身力量充沛不问鼎中原。崔浩反对迁都于邺，也是基于这种着想。佛教最容易为异姓贵族把持，而方丈国师等也容易与清一色的官僚集团冲突，于是也要摈斥，而代之以普及性的道教，因为其阴阳修服养性各节，尚可以由儒士把持。崔浩自己也掌握着“天人之际”荧惑神降各种神秘色彩的工作，于是更以宗教的力量，巩固皇权。至于修史，更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工具。再有则拓跋朝中也向华北各巨家大室“征贤”指名勒派为政府服务的办法。《魏书》就说及“辟召贤良，而州郡多逼遣之”，可见得名为征贤，实则逼迫参加，强为人质。是否出于崔浩之主意尚不得知，总之也与以上中央集权的政策相符。
崔浩的得罪诸人，而尤冒犯拓跋民族内的贵族可想而知。这些不是我们一般读史者亟于知道的细节。这也就是说我们用不着替崔浩诉不平或为之歌颂。只是因着他的故事，看清中国秦汉帝国崩溃之后重建隋唐帝国间之纵横曲折。如此不仅崔浩为历史衍进之工具，而整个拓跋朝廷也是历史衍进之工具。有了拓跋跬、拓跋焘、崔玄伯、崔浩诸人，则以后拓跋宏迁都洛阳，去胡服用汉语，以李冲为谋士，创造“周礼式”的间架性设计，更是一步逼一步，促成中国之再统一了。
1991年2月9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