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鸿爪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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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例，剑桥各学院之门房称porter，掌管进出，有管家（butler）之身份。一般衣服精致整齐，较大学教授及各学者有过之无不及。他们严格地督视内外，对后者却又站在从属地位。这一次我看到如此之门房，与一位访问学者口角。听口音，后者也是英国人。所争执的来由为学者所预定购买之《伦敦泰晤士报》因门房及值班交代贻误而未在报贩来时留下。这位学者不断地指责。门房即说：“我已经说sorry（对不起），但是我们不是职业的新闻纸发送者。”说时声色俱厉，毫无sorry态度。对方也更加追究，在指责之后又质问：“难道你们有错而不能改？”
此系小事，在其他各处恐怕是司空见惯。但是发生于有秩序及条理之英国，又出现于剑桥，就值得思量了。
社会上的变迁也影响到环境。伦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乃是很多幽静的住宅区。这样的住宅区分布于各处，各以其mews为基点发展。Mews译为马厩，可能过去为马厩，或预为指定作马厩之空地，所以地区宽旷。通常住宅不逾三层楼，环绕这空地建造，当中栽植树木，所以景色优美，气氛芳馥。加以各种店铺甚至邮政局都近在咫尺，有大城市各种方便而无其弊，多数美国电影明星退休后在此置宅，前述计程车穿梭而过的也多经由如是之住宅区。可是也因经济发达之故，近日人烟鼎盛，开临街餐馆的也愈多，质量上也有大不如前的观感。
是否各色情形都是今不如昔，都在每下愈况？这是一个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不容片面的答复。首先我们即须认清：今日旅游者所见到的伦敦虽说内中有不少的古迹，但是其中各种建筑，而尤以各种纪念碑像大部系前世纪及本世纪初年新添。有如跨伏尔加方场（Trafalgar square）之高柱系纪念纳尔逊，彼乃摧毁拿破仑海军之英雄。场中二人铜像纪念第一次大战时日德兰（Jutland）战役之海军将领Jellcoe，Beatty；又二人铜像纪念征服印度之陆军将领Napier，Havelock。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之寺院虽创于13世纪，其旁哥特式之英国议会则建于19世纪中期，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其钟塔称为“大本”（Big Ben）者则造于1858年。大英博物馆建于1847年，伦敦塔桥建于1894年。这大都会里的重要界标既如是，很多住宅区的设计兴建也大概同时。可是19世纪是大英帝国扬威世界之日，在对外关系近乎完全采取主动，当日米字国旗之下国富也空前膨胀，这种情形，可一而不可再。迄今也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够如是之行动自由。
即是前述社会组织与社会纪律也包含着一个时间因素，其侧面后面也带着若干不公平的成分。19世纪的英国法令森严，尚有妇女儿童偶犯偷窃小事被处吊刑的情节，至今读之不觉毛骨悚然。即迟至1973年我们寄寓于剑桥之日，当地有人被告引用业已用过的巴士车票，所规避的车费不过两毛左右，被判徒刑一年，以至舆论亦指责处罚过重。（欧洲很多国家内公共交通工具让乘客自动买票，自动在机器上截洞作废，查票员只不时抽查，惟近时如伦敦地铁已用电子机在出站收票时审查。）至于社会阶层则学校制度分为两途，儿童在十二岁即区分为白领（white collar）及蓝领（blue collar）。所以其秩序与条理并非平白产生，这些因素也都前后连贯。我们也可以想象大英帝国驰誉海外之日，其军民不是没有付出相当代价。
我们通常忽略一段事实：英国在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一段剧烈的调整。因为既大规模地放弃海外属地，大部海外投资亦已化为流水，战时经济又待复员，曾在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间几度徘徊，但始终未酿成政变，尤无武装冲突情事，也可见得其法治基础之巩固。英国经济也曾一度甚为瞠乎很多欧美国家之后，近二十年来开发北海油田，加入欧洲市场，才产生今日繁荣现象。可是刻下又感受日本之经济压力。这次在英伦所见，日制汽车仍极稀少，只是丰田及SONY之广告触目可见。最大之电子制造者ICL则即将被富士通财团收购，刻下大英博物馆之陈列亦由富士通津贴。所以瞻望情势，只能将大量之消费转为投资。保守党所主持之新税，实为人头税（poll tax）。骤看起来，即是劫贫济富，也受各界指责。我们在剑桥即看到人行道上粉笔大书DON'T PAY TOLL TAX字样。技术上新税也确与以上通货膨胀之作用相反，亦即要束紧腰带必须将全民一体投入。
综合各种情形看来，今日英伦仍在一个长时间大规模的调整过程中。威士敏斯特要从一个独霸全球之大帝国的首都变为一个真实而带国际性的商业场所、文化重心、旅游要地，不可能追恋往日，即接受社会之流动性及世界人口之移动亦无从永恒不变。是否今不如昔？这就很难说了。从人身经验论，我们自己即难摆脱人类惰性，总之即羡慕下野之电影明星的生活易，权衡下层民众之向背与同情于提箱带箧之国际难民难。在这情形下，我想最好旅游者也去参观英国山地区之夏特乌兹（Chatsworth）及西南之朗里特（Longleat）两处大厦。则可能对“今不如昔”之一观念增加一层纵深。两处同为英国个人农业财富发展最高潮时之里程碑，现今已不能由私人家庭维持，只好捐作公众博物馆。我们也可以在瞻慕这财富结晶的瞬间，想见当时人对工业革命遍地造成贫民窟（slum）以及因煤烟污染浓雾“刀也切不开”之伦敦也必有今不如昔的观感。这也就是说：我们如要悲观，可不胜其悲观。17世纪末季英国人口由初年之四百万增殖至六百万，时人即作已超过饱和点的结论。反面言之，如果我们接受“约翰蛮牛”（John Bull）之英国精神以及他们过去对世界文学和商业技术的贡献，又相信移民之下一代必有聪明俊秀的男女对给予款待的国家作更实质的贡献，则17世纪大火烧不尽的伦敦和第二次大战时德国轰炸机和飞弹毁灭不了的伦敦，仍可能在下一世纪创造更新的形貌。人类的历史有时也像伦敦的街道，必在其纵横曲折之中摸索一阵，才能突然发现柳暗花明之处。倘非如此，则我这篇文字实无付梓之必要。
1991年6月7、8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