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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四月半是美国报所得税截止的日期。去年我去看公众会计师的时候，他看到我的账内列有欧洲旅行的开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历史要涉及威尼斯？”
预计到联邦国内税务署（Internal Revenue Service）也会提出同一的问题，所以我就把自己曾在英文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解释两者中的关系带去作见证。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情形之下，还是亲身切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世界上常有出人意外的情事。我们都知道英国的国都在伦敦。可是实际上今人所游历的伦敦，包括海德公园（Hyde Park）、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英国议会等等地方都在威士敏斯特（Westminster）而不在历史上的伦敦。今日之旅游者可以遍游不列颠岛经过英格兰、苏格兰而未曾涉足于伦敦。可是英国历史上的银行街却又在伦敦城内。这些事情不一定会包括在书本知识之中，通常情况下我们也用不着咬文嚼字的必须追究得一个水落石出，可是写入历史论文里面去，其中的细目却可能在某种关系之下发生很大的差异，偶一不慎，可能铸成天大的笑话。
法国的鲍德尔教授（Fernand Braudel）是我至为敬仰的一位历史家。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确。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的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至1680年间（时为顺治康熙年间）被蒙古人所征服，虽说这是着笔时查考书籍之一时疏忽，究竟也是闭户造车，没有实地经验之故，只因为鲍教授在国际学术上之声望，虽犯了这样的错误还能依旧的立足，旁的人恐怕就难如此的侥幸了。
威尼斯在海岛之上，去大陆有两个半英里。这海沼之中过去一般水浅可以徒涉，其中却又有一些深水道曾在历史上防御战时发生过作用。今日则水涨地低，全城有淹没的危险，国际间营救古迹的组织，正设法以泥浆注入建筑物基地之中，使其抬高。过去我也曾听说这城市的咸水不便于制造，可是又有些书上说到16世纪中期年产羊毛呢绒一万六千匹，使人怀疑。到过该地之后才知道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在大陆之上海沼边缘的村落中发展。这些地方也属威尼斯，还有不少的犹太人聚居在这地方，威尼斯人却不许他们过海到岛上去。所说咸水不便于制造乃是专指丽都（Rialto）及圣马克（San Marco）诸岛而言。
至于我和内子的喜欢旅行则已成癖性。最近十年之内我们常常弄得无余粮，所有的积蓄不够短期间的开销，可是只要一有机会，我们又是向航空公司和旅行社打听消息，找价廉物美的票位。在我说来这种“滚石头不聚青苔”（rolling stone gathers nomoss）的作风不仅与我的写作有关，而且已经积有半个世纪以上的经历。
现在让我先说五十多年前的一段人身经验：
1937年对日抗战开始，各地动员。在我家乡长沙的火车站，也常有一列列的兵车运部队到前线。有一天我在车站看到这样一段列车开动，那时候我还只十九岁。一时情绪激动，不自觉的脱帽，向上前线的官兵大扬其手，预料开赴前线准备和敌人拼命的将士发觉后方群众如此热烈欢送，势必挥手回礼，岂知大谬不然，站在月台上如此兴奋的“群众”，只有我一人。不仅踞着站着兵车上的官兵对我漠然视之，即前后左右月台上的人也觉得我举动失常，好像是神经病发作。那时候我羞愤交并，如此这般才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中国的社会和西方的现代社会当中有一段莫大的鸿沟。从背景上的不同影响到心理，也表现到语言和行动。
几个月后，我在《抗战日报》工作。有一天日本重轰炸机十八架来临，在湖南大学附近投了很多炸弹，据说当日我方军事最高领袖在湖大图书馆召开会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是我去现场报道时眼见炸弹全未投中建筑物，只在四周炸开了不少的深坑，身在其处遭殃的平民，头颅身躯四肢莫辨，只是一团血肉模糊，也有家人子女抢天叫地地号啕痛哭，可是旁边的人毫无关心。还有若干男女正在抢炸下的树枝，这方叫“我的”，那方拖着不放也叫“我的”。树枝可作柴烧，多谢日本飞行员，对没有受害的人讲，这也算是一种分外礼物。此时距日军在南京“屠城”不久，而且七泽三湘还是素称爱国心长，一向士气激昂的地方。当夜我写了一篇文章，不知用了多少口诛笔伐的字眼责骂抢树枝的人冷血，倒忘记了对我后方不设防城市滥行轰炸的日本空军，那篇文字当然不能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