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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何在？难道以“时也，命也，运也”劝告读者自识指归，各安本分？说来也难能相信：如果我们纯粹以个人主义解释一切，则只能得到如此的一段结论。天地既不因尧舜而存，也不因桀纣而亡，那么谁又在革命期间担保你的人身安全和各个人的因果报应？在长沙遭敌机轰炸后抢树枝的人们，早已采取这种看法。如果要知道各种情事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今日看来世界各国已有“天下混同区宇一家”的趋势。马克思主义者惯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这种说法以西欧作基点也必牵扯上一段阶级斗争。如果因此从意识形态坚持下去，很难避免原核战祸。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因为圣马克和丽都诸岛无土可耕，无木材足以架屋、无纤维可供织纺、甚至无淡水可饮，于是全体人士才锐意经商。起先在波河沿岸兼渔盐之利，后来增进造船技术加强商业组织及商业法律，具有资本主义之初貌。
中国不仅以农立国，而且两千多年来上自专制皇权下至宗法社会暨当中的“五服”、“十恶”和科举取士的制度无不融合着以小自耕农为国家主体的大前提，此中大小新旧不论，总之就是和威尼斯之精神全部相反，三四百年前要说中国终要受威尼斯传统之影响，可能谁也不能相信。这也是我要瞻望威尼斯的一个原因。来此并非崇圣。可是看到所谓巴士即为大船，出租汽车即为小船；红绿的交通灯挂在便河之上，也是书本知识之所未有。
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想见中国要改造时的荆棘重重。我在美国教书时首即提醒学生：如果中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改革加在她们头上，则上自发髻，下至鞋带，当中的服饰，脑袋中的思想，嘴中的语言，人与人的关系有关宗教婚姻教育与契约无不需要改变。我自己就是一个D. P．（亦即displaced person）。早三年前我在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提起：即因内战而使大陆两百万以上的人口迁移台湾也为中国历史亘古之所未有，因之随便批评，以先进国家平日的标准，检讨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尚在挣扎的状态，必会冒上一个以静冲动的嫌疑。如果说得更过火则是以小权大，坐井观天。
个人的踯躅与蹁跹，托之命运，前已言之。可是其所代表的是一种群众运动，带有历史性格，又当别论。我已在各处写出，包括大陆的书刊在内，中国的改造途中，国民党及蒋介石所作贡献，为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国想要动员全国，纠结着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和强敌作八年苦战，也是破天荒之壮举。当时一切无不因陋就简，所有军令军训军政军需，要不是全无着落，即是仓皇支吾应命。其中贪污不法无能的事项必有无疑。最近陈诚将军的遗稿问世，他就提及1943年在滇西滇南视察时，发现“若干部队对于走私运烟聚赌盗卖军械等破坏纪律行为，亦较其他驻地之部队为多”（《传记文学》三二○期，五一页）。为什么以陈辞修将军的高风亮节还只能开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最高统帅部不能解决下属的供应问题就无从认真计较了。退一步解释，即是整个组织与时代脱节，罄全国之所有和立即需支付兑现的条件当中有几百年的距离。要不是行苦肉计及空城计坚持到底，听候同盟国解我倒悬，则只有任日本军阀宰割。
在同样大前提之下，我对于中共及毛泽东行土地革命翻转乡村中的低层机构，也是同样尊重其在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即对我在军校中因内战而殒命的同学之遗孤，惶恐不能应命，也只好说今昔历史眼光不同，只要他们父兄保国卫民的宗旨为对方中共承认，已是英灵不朽。
有了以上两个条件，那么今日之中国只能继续经济之开发。惟其如此才能在重订私人财产权利时，固定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也惟其如此，才能扫清文盲，普及教育，使知识不永久的被若干分子所独占。如此之民生，才有真实的意义。下一代聪明睿智之士，或为农为工为商，或做律师及政治家，或做艺术家写小说著历史，也用不着把天下兴亡的责任全由一己担当。
也有人说，经济改革前途必有风险，万一不慎，或是通货膨胀不可抑止，或是大批人口失业，必致社会动乱。可是我说虽然计划改革时不能明知故犯自招贻戚；可是冒必要之险，仍是无可规避。所有现代经济本身即带着一种冒险性格，在今日也是众望之所归。如果踌躇不前，则是冒更大之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