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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后尉凡也将他自己对16世纪明朝作综合叙述的书发送到中国大陆上出版。这一来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这本书倒也确被很多读者欣赏。可是这些欣赏的人不说叙事的绵密客观，却先用意识形态说出：“这方是真的马列主义。”原来当地的习惯，凡是他们以为真实的情事，概以“马列主义”称之。果是如此尉凡应当引以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国联邦侦探局真以为他在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连中国的共产党人都以为他尉凡笔下作物确是马列主义。
然而将本人憎爱的事物以一个笼统的编号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国人如此。尉凡也记着他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宪法史的教授本人对Thomas Jefferson极端崇拜。在他看来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时宜有进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称之为Jeffersonian，否则即是un-Jeffersonian，后来他的一班同学都抓住这要点，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语。例如在前一堂旷课的人，因有同学将所发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给她或他，也不称谢，只称赞对方之义举为“Very Jeffersonian”。如果准备抗议或者对某种事体有意批判就说：“This is 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没有想到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个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已经好几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骂人的书总是行销。尉凡仔细一想，这观察却也有道理。他起先以为自己的书写得好，所以畅销。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只是读者把他们自己对书中人物憎恨的情绪看进书内去了。比方说他写16世纪的书，完全以技术的角度着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及风尚一经固定，则与当局的道德无关。如果制度行不通，虽是执政人有贤愚不肖，最后也都是同样的一筹莫展。可是从多方面的反应看来，这要义并未完全传达了过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读者仍在骂万历皇帝为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海瑞是坏人，值得咒骂。倒有一位相当有名望的教授对作者说：“你提到皇帝一举一动，实在是听命于人，而不是凭己意下命令，倒是我以前没有想得到的！”尉凡固然感谢这位老前辈能体会他的着意，可是为着书之行销起见，反而期望这位先生不要张扬其独具只眼。至于这种态度对读者是Jeffersonian或是un-Jeffersonian，已经不在意内了。
这年头谁不希望自己所著书畅销？除了骂人之外，高举着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也可以旦夕成名。前些日子有一位美籍日人名福山的就在一种杂志里著文称资本主义已打败共产主义，这也就是自由与民主战胜了强权与独裁。他的结论倒不是天下太平，大家都可享清闲之福；而称之为“历史之终点”，亦即今后英雄无用武之地，只有对着无聊厌烦的局面打哈欠。这文章问世，福山和他的杂志同享盛名。
原来福山的根据来自德国哲学家G. W. F. Hegel。提到德国的哲学家尉凡就害怕。本来“自由”一辞语在英文里面或称freedom或称liberty，看场合而定，已经使他头脑昏眩了。而在德国哲学家的手下，自由成了die Freiheit，不仅属阴性，内中的r要在喉头里打转，而且这名词包含着无限超过世俗的意义更令人只是高深莫测。Hegel认为人类历史出自自由之意志。如果无自由，也就无历史，这样也说得对。要是奴隶不造反，如何能制造历史？可是Hegel眼中的人类历史不创自旁的地方，倒创自咱家中国。首先只有中国皇帝能自由，可是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以后传到希腊罗马，才有些人自由，有些人不自由。迄至第三阶段自由被日耳曼民族掌握，才是全体之自由。于是世界历史至欧洲而及于“绝对之终点”。同时Hegel的自由有群众之意志作支撑，也和伦理不可区分，这已和刻下西方的个人主义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况且Hegel所叙中国皇帝行动自由的说法已和他自己所著书不相衔接，如果此说加在秦始皇赢政的头上倒有些契合，要是摆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份上则已是名不副实了。可是现在既已有人搬出Hegel作威权，他也不敢启齿。因为他也知道西洋还有一位哲学家J. J. Rousseau，他对自由的解释更为硬性，他认为一个人自己不知道享受自由，旁人也可以“强迫”他自由。
及至今年情况愈复杂了，美国现任总统名叫George Bush的主张给中国“最惠国”的待遇。尉凡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听说鸦片战争战败，中国被迫承认英国为最惠国。此后中国对任何外强让步，这同一让步的条件立时自动的加予英国。后来这最惠国的待遇也被其他国家获得，终构成在中国割分“势力范围圈”的根据。现在在美国的最惠国，当然没有这些特权，只限于对外贸易的入口税。有如某些货品，最惠国的国家只付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的关税，非最惠国的关税却可以高至百分之二十五。而且现在和美国交易来往的九十几个国家，只有古巴等三个国家不是最惠国其余都属最惠国。这样看来最惠国所受之“惠”也并不十分之“最”，只是非最惠国却实际上被歧视了。
可是总统的一道文书发出，立刻引起国会山庄之争议。众议院和参议院起先都认为北京作事暴戾，理应撤销最惠国的待遇以示惩罚。尉凡一想这可糟了，他早想另买一只道地土产的竹箩筐，可能因这段纠纷吹了。同时中国大陆的同胞，辛辛苦苦的编篾为生，也想趁此赚出一点外汇，借此提高国民生活程度，也因着主义这般主义那样，Smith的自由和Hegel的自由所产生之纠纷无从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