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夷务始末》最早的使用者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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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这三朝《始末》编成之后藏于宫中，均系手写稿本，没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后这三种稿本连同宫中其他档案均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故宫于1929年开始陆续将其全部影印出版，为学者的使用和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最早知道《筹办夷务始末》的美国学者是费正清——日后的西方“中国学之父”。他早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就从一位访问教授那里听说了这套文献的存在。这位访问教授名叫韦伯斯特（Charles K.Webster），是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他在来哈佛之前刚刚访问了中国，会见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政要以及蒋廷黻等一批学者。在1929年初哈佛大学学生俱乐部的一次午餐会上，韦伯斯特介绍了自己的中国之行，特别提到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即将出版，对它的使用前景感到异常兴奋，认为这一文献对改写中外关系史必将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参加午餐会的费正清当时正上四年级，对近代史领域有浓厚的兴趣，但对于具体研究哪个国家的近代史，则还在犹豫之中。韦伯斯特的讲演使他茅塞顿开，为什么不研究中国的近代史呢？几天后费正清去拜访韦伯斯特，并与他进一步讨论了这个十分吸引人的课题，韦伯斯特建议费正清要用外国人了解甚少的中国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近代史。1929年秋天费正清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正式将中国近代外交史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韦伯斯特在讲演中提到的《筹办夷务始末》和蒋廷黻有着很大的关系。蒋廷黻于1895年出生于湖南，早年在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学习，1912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堂、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35年后从政，效力于国民党政府，1965年在纽约病逝。蒋廷黻作为学者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他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序”）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
蒋廷黻在美国读书时，就对中国近代外交史很感兴趣，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标准著作是马士（Hosea B.Morse）的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蒋廷黻认为该书的英文资料无懈可击，但同时觉得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他忽视了中文资料。蒋廷黻在哥大时就开始收集中文资料，回国后继续收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外界获悉我对清代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和收藏家都来和我接头。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某君带来大批资料。这批资料原标题为《筹办夷务始末》，实则可称之为《中国外交文献史》。就我所见，这份资料几乎包括了满清皇帝所发的每项命令，大臣们所有的奏折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请有关中国外交事务的材料。我发现这简直是一座宝库，因而急于要为南开图书馆弄到这份资料。但物主开价三千银元，南开实在买不起。……我从南开转到清华后，我可以自由支配经费购买书籍和资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愿望，首先要买上述那份资料。但，事实竟有出人意料者，我到北平清华任教不久，常赴故宫博物院。有一天，和某保管人闲谈，他拿出一份上述资料故宫本给我看。经我鉴定，证明故宫本才是原本。而前述的私人本乃是抄本。我立刻建议故宫博物院当局将它影印。后来故宫博物院采纳了我的建议，发行影印本，每套一百银元。那份抄本，经此一来，竟抵不上影印本的价值。”（《蒋廷黻回忆录》）韦伯斯特向费正清介绍的就是这套影印版。
《筹办夷务始末》影印版1929—1930年陆续问世后，蒋廷黻率先利用这套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写出了《琦善与鸦片战争》（1931年《清华学报》第6卷第3期）等名文。此外，蒋廷黻还大力宣传这套资料的价值，希望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道光朝《始末》最先面世后，他用英文写了《道光朝中国外交的新资料》（New Light on Chinese Diplomacy, 1836—1849，载美国《现代史学》1931年第4期）一文予以介绍，后又用中文写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清华周刊》1932年第37卷第9、10期合刊）、《外交史及外交史料》（1932年10月10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文章。在《外交史及外交史料》一文中蒋廷黻写道：“外交史与别种历史不同之点，就是它的国际性质。……我们研究外交史者，在三年以前，就感无穷困难了。尤其是道光咸丰两朝的外交。关于这两朝的文件，三年以前，我们仅有《东华录》及《圣训》二书所载的不全的上谕，林文忠的奏议，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枬的《夷氛闻记》（此书尚无刊本），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小册，及徐广缙的奏议（不全）。此外如琦善、耆英、叶名琛、桂良、花沙纳、恭亲王奕诸人的文稿，均尚未出世。二等人物如宫慕久、吴健章、黄恩彤、潘仕成诸人，则更不必说了。幸而在最近三年之内，北平故宫博物院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出版。以先所感的欠缺虽未因有《始末》遂补齐了，但官方的文件实已补足十之七八。”作为官修的资料汇编，官方文件自然是《筹办夷务始末》的主要内容。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1849）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2700余件，220万字。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共收档案约3000件，200万字。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档案约3600件，250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沙俄强占东北，以及教案问题、租界问题等都有记载，确实是一个资料的宝库。用蒋廷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话来说，《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清季外交史料》“序”）
1932年初费正清为进修汉语和收集资料到北京进修，他一到北京就立刻和蒋廷黻取得了联系，并就如何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等中文档案向蒋廷黻请教。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正是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的，他也成为最早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外国学者。历史学家何炳棣回忆1953年7月第一次见费正清的情形时写道：“我自我介绍1934年秋清华入学之时，费已赴牛津完成博士学位，刚刚错过在北平结识的机会。然后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他马上纠正我：‘是第三人，张德昌早我半年。’”（《读史阅世六十年》）与何炳棣一样，张德昌也是1930年代求学于清华，是历史系的高材生，他利用晚清档案写出了《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1932年第1卷第1期）等高水平的论文。虽然事隔近二十年，费正清对于当时的北京学界和自己最初使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情形显然还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