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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8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停靠在黄埔港，中美之间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在此后的50多年间，尽管有不少美国商人和外交官来中国进行贸易和考察，但愿意认认真真学习汉语的只有亨德（William C.Hunter）一个人。亨德1824年被一家美国公司（Thomas A.Smith and Sons Co.）派遣来华，目的是学习汉语以便服务于该公司在广州的办事处。亨德于1825年2月11日抵达，由于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汉语老师，很快便离开广州前往新加坡，希望能进那里的一所学校学习汉语，但那所学校的情况也不理想，于是他再次转往马六甲，进入当地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学习，直到1826年12月底。亨德于1827年初回到广州，并很快见到了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824年离开美国时亨德曾带着一封公司写给马礼逊的介绍信，但由于马礼逊1824—1826年回英国休假（1826年9月返回广州），亨德直到1827年1月才得以见到这位最早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如果当初马礼逊没有离开，亨德也许就不需要舍近求远地远赴马六甲了，在中国已经生活了近20年（1807年来华）的马礼逊无疑是最好的汉语老师。两人见面后马礼逊测试了亨德在英华书院一年半的学习成果，结论是“优良”（good）。在其后给亨德父亲的信件中，马礼逊报告了这个好结果，并说亨德在汉语这样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上的进步“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英华书院的荣耀”。
马礼逊对亨德的测试同时也是为了了解英华书院的教学水平，因为这所书院正是在他提议下创办的（1818年），为此他捐助了1000英镑用于校舍的建设。书院实行中外学生兼收的政策，既教中国人英文和西学，也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培训。马礼逊建立这所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培养紧缺的汉语人才。
亨德来到英华书院时，书院的院长是伦敦会传教士汉弗莱（James Humphreys），他是第二任院长，首任院长是协助马礼逊创办学院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在担任院长4年后于1822年去世。亨德在英华书院的汉语老师柯利（David Collie）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代表成果有《四书》英译（1828年）。亨德的另外一位老师是一个广东人（Choo Seen-Sang，担任柯利的助手），他不仅熟悉中国经典，而且能说一口准确流利的官话。有这样中外高水平老师的指导，难怪在不长的时间里亨德的汉语学习就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如果考察柯利最初的中文基础，就会发现它是来自1823年马礼逊访问马六甲时的指导，这样一来，亨德就应该算是马礼逊的“徒孙”了，虽然在英华书院一年多的学习成果得到了“师祖”的肯定，但亨德并不就此满足，他在广州当地又找到了一位中国老师（Le Seen-Sang）继续学习。但不久之后他所供职的公司破产，于是他不得不中断学习返回美国。1829年他乘坐新雇主奥立芬（D.W.C.Olyphant）的商船“罗马人号”（Roman）重返广州。在这条船上他结识了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并每天教授他中文。正是从马礼逊的“徒孙”那里裨治文获得了最初的汉语知识。英、美第一位传教士之间的这层关系虽然有点巧合，但事实本身既说明了马礼逊作为汉语教师的广泛影响，也说明了美国汉语人才的缺乏。从1784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不断发展（至1792年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但半个世纪当中能够熟练掌握汉语的美国商人却只有亨德一人。
商人追求的是商业利益，一般都来去匆匆，对于那些有机会长期居留的人来说，汉语的复杂难学也使他们或无心问津或裹足不前。美国商人不愿意和不积极学习汉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种特别的交流工具的存在。它不是汉语，也非标准的英语，还夹杂着一点葡萄牙语，就是所谓“广州英语”（Canton English）。它起源于广州人在与英国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无师自通学习英语的实践（开始于1715年前后），其特点是完全不顾读和写的训练，只关注听和说——把听到的英文单词用汉语记录下声音，再根据汉语注音说出来。这种看似简单易学的方法带来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注音不准确（常常把英文单词的多音节缩减为汉字的单音节）而导致发音走样，二是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而使说出来的句子完全不符合语法规则，毫无逻辑性可言。但这样一个非常不理想的交流工具却不妨碍做生意，甚至是大笔的生意。
中美直接贸易开始后，美国政府于1786年向广州派驻了首任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1794年山茂召去世后他的职位由斯诺（Samuel Snow）接替，斯诺1804年底离职后由卡灵顿（Edward Carrington）接任（1806—1808），马礼逊1807年从英国经纽约来广州时带着的正是美国国务卿给卡灵顿的信件。卡灵顿离任后这一职位一直空缺直到1814年才由韦尔考克斯（B.C.Wilcocks）接任。但所有这些人都是商人出身，实际上，直到1854年，这一职位一直由商人充任。但身份的转变没有为这些外交官带来汉语学习态度的改变。1844年当顾圣（Caleb Cushing）代表美国政府前来和清政府谈判时，他只能请传教士帮忙做翻译。此后传教士被借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860年代，正如列卫廉（William B.Reed，1857—1858美国驻华公使）在给美国政府的信中所说：“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研究直接关系到了我们的在华利益。如果没有他们担任翻译，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无法与中国人信函往来，更无法与中国人谈判。总之，如果没有他们，我根本无法开展工作。他们为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1844年顾圣先生在中国的时候，为他做翻译和帮助他的都是传教士；1853年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先生和1854年麦莲（Robert M.McLane）先生在中国任职时，担任他们翻译的也都是传教士。我们这次在中国工作期间，裨治文博士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帮助。现在他们仍然在尽他们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我要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了我那么多帮助，为我们提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先生。他懂中国北方话，为我做口译工作。”（转引自《卫三畏生平与书信》））英国的情况也并不更好，1816年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勋爵率团访问北京，翻译工作主要由马礼逊负责，到了鸦片战争谈判期间，主要的翻译一个是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一个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Gutzlaff）。
同样是难学的汉语，为什么传教士就能够掌握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力与目标不同。传教士来中国，志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这就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而这一切的基础便是掌握汉语。第二位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认为要学好这门语言是非常困难的（我至今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一看法），并且确信，对于一个才能平庸的人，需要长期努力，需要勤奋、专注和坚持不懈，因为掌握汉语知识后就能够为基督教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下定决心，只要上帝赐给我健康，我将竭尽全力，即使进步缓慢也不灰心沮丧。”（《新教入华十年回顾》）米怜的这段话也道出了其他来华传教士的心声。
1829年裨治文来华时，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给他的指示的第一条就是要求他把开始的几年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并说如果发现广州的学习环境不理想，可以考虑到马六甲的英华书院。裨治文后来没有去英华书院，而是在广州跟随马礼逊学习。1833年另一位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到达广州后，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裨治文当作了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本来学习汉语最好是找中国人做老师，但当时清政府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政策（教外国人汉语有杀头之祸）使这一点很难实现。即使能找到个别不怕冒险的老师，在师生双方都精神紧张的情况下教学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