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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把我拉到彼得家那条街时，已经接近午夜。我不能确定彼得家具体在哪个门洞，因此只得站在带阳台的那一边弄堂里，等着运气降临。也许碰上晚归的邻居，会告诉我寇恩家的门牌号。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夜晚，只是舞台调度相反。我那时真是个无救的小布尔乔亚。
弄堂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只有一家开了盏蜡黄的灯，灯下无非是个读书或者玩儿单人牌戏的夜猫子。
我越站越冷，脚指头由疼痛到麻木。弄堂狭窄的夜空不时飞过几架飞机。我顾不得脸面了，跑到那家有灯的门口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个俄国男人，五六十岁，一个多毛臃肿的身体，一个多肉的脑袋，一件大花起居袍。
我灵机一动，脱口就抱歉，说自己按错了门铃，以为这是寇恩家的门。俄国男人问是不是死了人的寇恩家。我想他在胡扯什么。他却说，寇恩有两家，前面弄堂里还有一家。这条弄堂里的寇恩刚死了一个儿子。自杀身亡。彼得·寇恩吗？不，好像叫大卫·寇恩。
我想起来了，彼得在讲到他们的奥地利故居时，总说大卫养了一只鸽子，一直跟着他们的火车飞……大卫在院子里的苹果树上刻了全家人的名字……大卫到邻居家向那对宠爱他的老夫妇告别，但他们没有开门……
我都不知道俄国男人什么时候关上了门。也不知道我在关上的门前站了多久，面孔离门只有半尺。大卫才十八岁呀。大卫还有一大段人生没被启开，就不愿再去启开它了。大卫都不给我一个见面机会，就走了。
我对自己猛烈谴责；我有两个星期没见到彼得，我在这两个星期里干什么？陪着杰克布瞎逛上海老城厢，逛犹太难民区，听他大而无当地发有关迫害、有关种族的宏论。这两个星期的历史应该改写：我和彼得全家相会，跟大卫聊得很开心，聊美国的拳击和篮球，聊百老汇肤浅快乐的歌舞剧和大腿女郎，聊那帕谷的葡萄园和酒寨，聊加州的田野有多辽阔，一排排摘草莓的墨西哥人撅起圆滚滚的屁股。我可以让他看到他们家并没有那么无助，或许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在它把一切弄得更糟糕之前，可以有条出路。彼得就要去美国了，不是吗？一旦买得起船票就去，然后寇恩一家整盘棋都活了，不是吗大卫？……
设想一下寇恩家现在的气氛吧。我该做什么？最应该做的是让人家一家子自尊地静静地把最无法忍受的忍受过去。换了我，这时有个外人来啰里啰唆地安慰我，我会对她说：饶了我，别理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