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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恩先生总是言归正传，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母亲怎样。父亲去了内地是否谈到内地的生活状况，母亲去世后我由谁教养。在寇恩家里，没有寇恩夫人教养孩子，一切不可设想。
彼得把母亲端来的茶放在我旁边的小桌上，小桌是中式高几，或许是他们房东连同房子一块出租的。我在紧张的问答中顾不上打量房间布置，再说一个女子眼珠乱转，贼溜溜地打量别人的家不太像样。所以我抬一次眼睛，尽量观察一个局部：窗帘——蕾丝边，白色的底，白得透亮纯净。（彼得告诉我，他母亲说，不能把白色的东西洗得雪白透亮的人是不配用白色东西的。）窗下的长沙发，姜黄色地子带咖啡色方格，非常旧却非常干净。这房里的每件纺织物似乎都跟窗帘一样，动不动就给寇恩夫人放在水里泡过，又放在搓板上搓了搓。我回答寇恩夫人偶然的提问时，看见她坐的单只沙发是一色的，浅咖啡色，扶手上有个洞，一定是前主人在上面抽烟打瞌睡烧的。虽然都是旧家具，但色彩搭配得极其协调，处处留着女主人煞费心机，辛苦而饶有兴趣建设的痕迹。寇恩夫人背后的墙角，摞起一摞皮箱，上面盖了一块白色台布，摆了一个小座钟。他们一家住在难民大宿舍时，皮箱和其他难民的行李堆放在露天，上面不过盖了一层油毛毡，取出来时，箱子里外都是绿霉。
趁寇恩先生又问了我一句话：你父亲的肺病是几期？我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酒杯橱，上面摆着彼得弟弟的照片。大卫死前没照相片，这张放大的照片是他十五岁骑术队证件上的。彼得告诉过我，大卫留在奥地利的太多了，他的马、狗、鸽子……
我眼皮一垂，看见酒橱的一只“老虎脚爪”残废了，垫了一块木头，漆得颜色尽量和酒橱原体靠近。这只酒橱大概是从一个英国人家买的。许多英国人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前把家当三文不值二文地搁在马路上拍卖。现在这只酒橱残了一只脚站在这屋里，也是君临天下。我估计它的脚是从阳台上往下吊时碰断的，因为又窄又曲折的楼梯根本不容它上来。
我把寇恩先生的提问全回答了，但是我无法判断自己是不是话太多，因为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往往是有用没用的话都说。我脑子里的画面是寇恩夫人指挥着由寇恩父子组成的人体吊车，把逃亡的英国人的旧家具和这个酒橱摇摇欲坠地吊上三楼，而我嘴里汇报着我父亲如何在他朋友的介绍下到了云南，在西南联大谋了一份职，又是如何跟其他五个教授合住一个破庙，染上了其中一个人的肺病。我谈到国民党如何不是东西，派人监视教授和学生们的言论，像我父亲这样言论过多的人被校方多次警告。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令我父亲作呕。他每天配给的两餐粗米饭常常被他省给同事，他自己常常打猎、捉鱼，所以还没有像其他教授那样处于饥饿边缘。我大概从我父亲又扯到了他信中谈及的货币贬值，多少次国民党的金融措施遭到我父亲的挖苦，强制控制粮、油、棉价格使民众信心一垮再垮，而奸商钻空子的机会越来越大，因此囤粮和囤油的无耻之徒从中国腹背又插一刀，说到这里，我突然没话了。
你一定常常经历这种时刻，一个人在夸夸其谈中已经丢掉了所有听众，他一闭嘴就发现死寂的大门立刻紧闭，把他关在门外，他似乎再也无指望去敲开这门扉。我和彼得父母，以及彼得，就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想打破死寂，可一时间谁也无法打破。
这时我听见彼得的妹妹在和一个中国人说话。两个人都将就着对方的语言，说着马桶不通的事。
然后寇恩小姐进来，对母亲说了句德语。不用懂她的德语，你也明白她在抱怨那个中国人。你更懂她对中国人的不屑和厌烦。寇恩夫人用德语回答了一句什么，寇恩小姐不情愿地走到酒橱边，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枚零钱，我慢慢理解寇恩夫人的话是：那么就给他点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