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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学府，近年来多次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普大的中国研究虽然很难说是全美第一，但无疑是实力雄厚的重镇，与整个学校的水准相一致。普大今日的成就离不开以往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就中国研究而言更是如此。
普大的汉语教学开始于1930年代，第一位老师是Robert K.Reischauer，其兄是日后以研究日本著称的赖绍华（Edwin O.Reischauer）。Robert本人对日本也颇有研究，但不幸早亡。1937年夏天他在上海旅行时正值日本侵华，在一次中日冲突中被误伤致死。接替他位置的是饶大卫（David N.Rowe），饶本科毕业于普大，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在母校教了几年后就跳槽去了耶鲁大学。此后由于二战以及其他原因，普大始终没有一位在岗的全职中文教师，直到1956年秋牟复礼（Frederick W.Mote，1922—2005）的到来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牟复礼与中国结缘很大程度是由于二战。1942年底，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20岁的牟复礼离开刚刚上了一年的大学，应征入伍。当时美国军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选中派到哈佛大学接受了为期一年的培训。1945到1946年他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中情局前身）官员在中国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不仅在昆明、上海、北平和国民党打过交道，而且也在献县、张家口和共产党有过接触。战争结束后牟本来可以去哈佛继续学习，但是他选择了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学，并于1948年获得了学士学位。返回美国后他于1954年获得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逐步成为一位明史专家。从1956年加盟普林斯顿大学到1987年退休，牟氏一直是推动普大中文教学和研究的关键人物，地位堪比哈佛的费正清。
在饶大卫和牟复礼一去一来的十几年间，普大的中国研究也没有完全停顿，这得力于三位学者的努力。第一位是George Rowley，他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专家，但在1930年代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并无师自通地研究起中国绘画史，从此直到1960年退休，一直坚持同时教授意大利和中国绘画史。Rowley教授在中国绘画史方面只培养过一位博士生，但此人十分了得，足以以一当十，他就是后来美术史界无人不知的方闻（1958年毕业后一直执教于普大艺术与建筑学系，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第二位是政治学系的William W.Lockwood，他生于上海，其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所以从小就能说一些汉语。Lockwood二战前夕进入政治学系工作，二战中被借调到美国空军，战后回到普林斯顿继续执教。他所开设的有关东亚政治的课程涉及近代中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问题，一直作为了解东亚的入门课而深受学生的欢迎。第三位学者是Marion J.Levy, 1947年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普大社会学系，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于两年后出版。不难想见，Levy的到来使普大又多了一位可以教一些与中国有关课程的专家。
三驾马车的工作虽然不无成效，但毕竟有限。牟复礼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首要的就是恢复常规的汉语教学，并使之成为一门学分课程。牟复礼来普大之前，汉语一直是根据学生的要求来开设，而每年有这样要求的也就是2—3名学生，由于不算学分，这三三两两的学生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继续钻研的劲头。在汉语教学正规化以后，牟复礼要做的就是建立中文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体系。经过几年的努力，这一体系推出了首批毕业生，虽然只有本科生一人（1961年），研究生2人（1967年），但无疑建立了一个重要的起点。最早的研究生之一陈学霖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元史专家。
一个好汉三个帮，牟复礼来普大后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增添人手。1958年正好有进人指标，牟向同事推荐了陈大端。陈当时在印第安纳大学撰写有关清史的博士论文并且同时教授汉语，此前曾长期在北京生活学习，会讲标准的普通话。这些条件都很理想，陈大端顺利地通过了考核并于第二年9月正式到普大报到。有意思的是，牟在推荐陈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他和陈的一层特殊关系：金陵大学时代的同学。这样一层关系显然比光看履历和面试更能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牟复礼“举贤不避亲”产生了好的效果，此后的事实证明陈不仅科研能力很强，同时也是一位难得的汉语教学高手。
在陈大端之后，又有几位高手被引进到普大。1961年高友工的加盟填补了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名师出高徒，日后以研究明清小说特别是“奇书文体”著名的浦安迪（Andrew H.Plaks）就出自高门。浦氏于1973年博士毕业后就留在了老师身边。1965年刘子健的加入打下了宋史研究的根基，而1971年Willard Peterson的到来则使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普大的中国研究自1930年代起一直隶属于东方学系，随着学科和人员的扩大，1969年东方学系一分为二，成立近东学系和东亚学系，中国研究作为东亚学系的主导学科，终于获得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